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固有内涵和必经阶段，信息化社会的出现深刻影响了人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和相互关系。然而，由于使用频率和普及程度的不同，不同“代”的人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人的信息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别。对于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被称为“数字化一代”或“数字原住民”的当代青年而言，相比于中老年人，他们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更为深刻，其行为和思想也更深度地与信息化的社会及环境相融合。这样的现实提醒我们，不同年龄层的人行为方式、思想活动和价值观念可能存在差异，彼此在交往中可能遵循着不同的伦理原则，传统的代际伦理在信息时代或许不再具有统一的有效性和约束力，以至于当今社会的伦理观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前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断裂”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不妨以作为“后代”的青年为支点，考察其与“前代”的代际关系，来理解代际伦理在信息时代的张力。 一、代际伦理的时代变迁 代际伦理是关于不同的世代之间如何“道德地交往”的哲学，它涉及代际交往实践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等，所以它直接面对的就是代际关系问题。代际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不同年龄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若以家庭为载体，代际关系以血缘关系来划分，如祖辈、父辈、子辈之间的关系等；若以社群为载体，代际关系则是指世代差异，如典型的以20年为一代人的“60后”与“80后”、“70后”与“90后”之间的关系等。对于生活在同一时空中即可以亲身在场地发生交往行为的每一代人而言，接触的必要性和密切程度决定了前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家庭内部和社会交往活动的重点。这种关系既是统一的也是相互对立的，即一方面是整合性和连续性的，如对文化世代相继的传承与延续，对约定俗成的伦理观念的认同和身体力行；另一方面是分离性和断裂性的，如旧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发生矛盾。无论哪种，当代际关系发生变化时，代际伦理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对不同时期的代际交往实践进行回溯会发现，在前信息社会(泛指传统社会，即信息社会出现之前的所有社会形态)中前后代人的代际关系较为平稳，并不总是呈现冲突或者说冲突表现得并不普遍。当然由于古人的寿命远不如今人长久，且女性在进入家庭之后可能“隐身”在男权社会背后等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情况，导致代际伦理中的许多问题没有来得及凸现。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传统代际伦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世代间的交往被约束在一整套既定的规则之中，如：“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和相应的等级秩序是前信息社会中每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自觉意识，也逐渐作为文化习俗或明文的道德规范被后代继承下来，维系着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也规范着个体行为和代际关系，正如希尔斯所言，“传统是秩序的保证”。 这也是米德称之为“后象征文化”(postfigurative)的主要特征，即“未来是过去的重复”。处于这种社会中的长辈是有经验、有权力的人，掌握着全部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而由父辈管理和指导的年轻一代则是“长者身体与精神的后代，是长者的土地与传统的后代……身份意识与命运意识都是不准改变的”[1]。从身份的差异而言，年轻人作为“后代”的身份与“前辈”的身份地位不同，这种身份的世代差异意味着后代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位置本身就是不同的，年轻人在代际中的位置决定了其无法拥有与长辈平等的权利；从习得知识的渠道而言，由于前信息社会中后代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资源总是从长辈那里获得，社会流动缓慢且前辈的经验总是够用的，“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个新生一代的未来，他们早已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了基调”[2]。基于这种不得不如此的固定的承接性的轨迹或“安排”，年轻一代也不得不处于被约束和被压抑的境况之中，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在代际关系中取得主动权，对道德规范的态度只能做单向度的认同和接受，对拥有绝对权威的前辈则需要服从和敬仰。对年轻一代来说，代际伦理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服从”。 然而，历史不会永远在同一文明层次上循环往复，代际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观念也是如此。当技术发展导致传统社会及其生活方式的衰落以及信息社会及其数字化、网络化生活方式的兴起，随着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其交往模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支配人们交往的伦理观念也发生着变化，如“家本位”的纲常伦理就逐渐式微、“全球化”伦理与价值观逐步兴盛起来。较之以往，现代人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展，互联网的普及扩大了人们的思想疆域，使其不再囿于地域的界限，可以接触到来自全球的信息；移动终端的智能便捷令人随时可以进入虚拟世界，从事交流或者进行消费。随着个性与自由更容易在网络世界中实现，自由选择的权力和信息化在场的差异性被特别强调出来，从中可以发现社会价值观更多地呈现出“个人本位”趋势。这种信息化生存的技能率先由青年一代掌握，然后逐步扩散到所有人，使社会的人由此迈入生存方式信息化的进程。伴随这一进程的展开，社会也逐渐过渡为“前象征”文化模式(prefigurative)，这种文化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代与代的经验和经历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别。正如米德断言：“现在由于世界上的所有人突然都成了电子通讯网络中的一部分，因而各地的青年人都共享着一种经验，这是老年人未曾有过的或将不会再有的经验。老一代的人从年轻人生活在相续出现的变化中的、史无前例的经验里决不会再看到有重复的现象出现，这种代与代之间的断裂是全新的：它是全球性的、带有普遍性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