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的一项重要机制，证券分析师发挥的作用已经渗透到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中，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揭示了证券分析师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发现分析师增加了投资者可获得的信息集、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因而显著提升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1-4]然而，现有研究并未检验分析师对资本市场效率的改善是否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换言之，目前对证券分析师这一角色的了解仅限于资本市场，却不清楚其是否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企业创新活动无疑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5，6]但企业进行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却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已有文献发现，制度环境、金融市场发展等宏观因素[7-10]以及产业周期、行业集中度等中观因素[11，12]都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也有大量文献探讨了企业自身特征对创新的影响，尽管所采用的研究场景各异，但都表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是扭曲管理者决策、导致企业偏离最优创新水平的根本原因。[13-16]分析师的主要职能作用是缓解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监督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17，18]因此很可能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将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揭示证券分析师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尽管近年来针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增加了管理者的业绩压力，导致美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活动显著减少。[19]但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本文认为已有文献的结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企业：一方面，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带给中国和美国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是不同的。已有文献表明，当企业真实的盈余无法达到分析师的预测时，投资者就会“用脚投票”，致使股价大幅下降。[20]对美国企业而言，由于股权分散、短期投资者比例高，股东对于股价短期大幅度下跌的容忍程度较低，因而市场表现欠佳的管理者很可能被解聘；同时，发达的控制权市场增加了股价低估的企业被恶意收购的风险。这两种情况都会对职业经理人的声誉造成重大损害。[21，22]因此，管理者通过减少创新来迎合分析师预测是有利可图的。[23]相反，中国企业的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通常长期持有企业股票，对短期失败有较高的容忍度，[24]降低了管理者被解聘的风险。同时，中国尚未形成完善的控制权市场和经理人市场，①[25]相比于美国近90%的企业由职业经理人打理，中国的管理者则主要由政府委派[26，27]或家族继承，[28]因而管理者较少有声誉或职业危机上的担忧。因此，在我国市场上，管理者因为分析师的业绩压力而减少创新活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完善、信息透明度普遍较低，②这可能为分析师发挥信息解读和监督作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相比于成熟资本市场上的企业，我国企业大多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外部投资者以散户为主，其监督企业管理者的动力和能力都十分有限；[29]而银行、独立董事、机构投资者等角色的专业性也广受质疑。[25，30，31]同时，大股东掏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等典型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内的代理冲突。[25，32-34]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投资者了解企业真实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而分析师显著改善了这一状况。已有文献表明，分析师跟踪抑制了企业违规披露行为、降低了内部人信息优势、揭示了管理层所隐藏的负面信息，从而扩大了外部投资者可获得的信息集，避免其遭受损失。[4，35，36]同时，现有文献也发现，分析师的上述作用在信息环境和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中会更加明显。因此本文预计，在我国的企业环境中，分析师更多是作为替代性的信息传递机制和监督机制而发挥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分析师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产生业绩压力的可能性较小；相反，他们很可能通过向市场传递企业创新的价值、缓解创新过程中的代理问题等途径而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助力。采用2003-2014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对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企业的创新绩效越好，表现为更多的专利产出数量。③这说明分析师对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地，上述结果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国有企业以及两权分离程度较大的企业中也更加显著。这表明，分析师的确是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在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从多个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1)本文揭示了分析师对于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丰富了分析师领域的文献。大量文献研究了分析师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却较少关注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虽然也有少数文献发现分析师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37，38]但关注的都是西方成熟市场，其作用机理并不适用于中国企业。本文发现，分析师促进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活动，从而证明分析师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丰富了分析师跟踪的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2)本文从新的角度揭示了分析师提升企业价值的具体途径，丰富了公司治理领域的文献。自分析师的公司治理作用被提出以来，[17]大量学者对其进行了实证证明。其中，Chung等[39]首次发现分析师提升了被跟踪企业的价值，却并未检验其影响企业价值的具体途径。之后的学者虽然从信息披露、[40，41]现金持有价值、[42]企业并购、[43]内部人交易[35]等诸多角度探讨了分析师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但均未从企业创新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创新恰恰与企业价值密切相关。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提升创新绩效是分析师增加企业价值的途径之一，从而为委托代理理论[17]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丰富了公司治理领域的文献。(3)本文的结论从新的视角丰富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已有文献从国家、市场、行业和企业层面研究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但较少关注证券分析师这一资本市场中介的作用。尽管已有研究[19]发现分析师跟踪对美国上市公司的创新具有负面影响，但其作用机制并不适用于中国企业。国内的研究[44]虽然也建立了分析师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发现分析师倾向于跟踪R&D投资更多的企业，但并未检验分析师开始跟踪企业之后会如何影响企业后续的创新活动。本文则证明分析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丰富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