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技术创新对于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1]。到2013年，我国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已达到2.08％，超过了G20国家2.00％的平均水平；企业已逐渐成为研发投入主体，2013年我国由企业投入的R&D经费占社会R&D投入的76.6％，这一比例已超过了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国家，后者在2013年只有70.6％①。 但研发投入格局的变化并没有根除我国总体研发产出效率不高的顽疾。我国创新系统中“科研与产业化两张皮”的现象一直广受诟病。如以专利产出为例，高校在我国专利申请占比超过50％，但其专利转化率只有5％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工业国家40％的平均水平②。这反映了中国创新主体内部知识产生和知识应用存在制度性障碍：即知识生产者与应用者之间的联系缺乏或薄弱[2-3]。 建设新型创新载体是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改革者们做出的新尝试。它一方面强调本土新知识的生产与源头性技术创新突破，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新型创新载体还肩负着激活我国已有科研资源存量，搭建科研与商业化创新之间桥梁的使命。 因此，新型创新载体不能仅是简单地将我国原有的科研单位“企业化”或通过支持商业企业参与政府科研计划而建成，它必然是一个复合性的创新平台，或载体类的创新组织，以推动不同学科的交融、推动从科学发现走向工程化与商业化。Gibbons等人认为新的知识创造模式“模式2(Mode-2)”正在逐步取代原有的知识创造模式“模式1(Mode-1)”[4]，而模式2中的知识生产机制本来就应当是复合性的。Powell等学者指出，不同模式之间转变的核心在于知识生产过程必须要对原本功能不同的社会网络进行重新整合，要从源头上就为知识生产、转化以及产业化创新构建开放性、互动性、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环境[5]。 目前，对于从科研到产业化创新的桥接机制，在学术界内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这几部分：首先是概念上的重要突破，如上面以及提及的M.Gibbons，W.Powell等学者的工作[4-5]；在创新研究领域中，一批学者研究了“桥接科学家”、“创业型科学家”或“企业科学家”等带有复合型身份的主体在促进科研与产业化结合方面的作用[6-10]，我国青年学者裴云龙等人也呈现了重要的研究[11]；但这些研究目前还主要偏重于测度复合型行为者在专利合作、技术转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定量化特征，而不涉及组织性制度性的机制。第二类是在行政管理领域研究“公私合作”复合型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的研究，这类研究讨论了组织目标、组织自我认定和组织规范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12-13]，但目前这类研究并没有聚焦于科研与产业化桥接这一领域。还有一些学者对国内外一些复合型创新组织进行了案例研究，以此归纳此类载体性组织所需要的制度条件[14-16]。 本文是以上诸多尝试的一部分，试图从科研和产业化创新所需要的认知和资源配置条件出发，聚焦于讨论新型创新载体的治理模式应实现何种机制这一问题。本文的讨论主要是理论性的推理和演绎，主要是“应然”性而不是“实然”性的讨论；当然，本研究也试图通过对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研究，部分地对理论讨论进行了检验。但正如同研究复合型组织的几位主要学者Gulbrandsen和Keast等人所指出，复合性组织目标的设立并不必然能使复合型组织行为得到执行和繁荣[17-18]。本文旨于为理论讨论和案例研究之间搭建桥梁，以更好地促进后续相关学者的深入讨论。 1 从科学到创新：认知的转换与知识桥接 从科学发现到工业创新并不存在“线性模型”[19]。用于商业化创新的工程技术与科学发现之间存在着认知上的巨大差异，科学发现并不会简单自动地转化为商业化的创新[20-21]。工程技术开发是以未知的工程技术条件去实现设定的工程技术目标，因此工程技术开发过程要将工程目标不断分解和具体化，以尽量接近于开发者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来寻找可能的实施方案；而科学探索则是以已知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开放性地探索未知的认知领域；就此而言，两者的认知逻辑从根本上是反向的[22-23]。 科学发现对工程技术开发有重要作用，但并非是按照科学发现自身的逻辑直接作用于工程技术开发，它的作用更多是“逻辑工具性”的：即为开发者理解工程现象、寻找适用的知识模块提供基础[22-23]。工程技术开发涉及到大量已有经验、资源以及掌握这些经验和资源的合作伙伴，因此它牵涉到复杂的、系统性的技术因素和多维度交织的组织因素与制度因素[24-25]。科学发现必须要被“翻译”为商业化工程技术逻辑，并与上述有关产业、组织与制度的经验和相关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实质性地推动工业技术创新[26]。更重要的是，从科学发现到产业化应用的知识生产与扩散和知识商业化过程，往往不是线性的、步进式的过程，而是螺旋式前进的，充满不同主体之间往复性互动[23，27]。这就要求有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组织载体来保证这种往复过程有效地发生，并得以持续发展。 近年来，在创新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桥接科学家”现象，是这种认知转换过程的直观证据。在美欧等工业经济体中，人们发现有一种科学家在发展自身学术研究网络的同时，还发展了专利运作、工程化商业化应用的网络[28-29]。相比仅仅关注科学研究或仅关注工程技术开发的同行，这些拥有跨越科学与技术边界、实现认知转换能力的桥接科学家更善于处理科学与技术这两类不同发展轨道的演进逻辑，更有可能发展出有影响力的技术[3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