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7)05-0005-14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沉寂百年的《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成为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重构马克思哲学的主导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一节(这也就是他们津津乐道的“机器论片断”)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被他们誉为是一段“圣经式的文本”②。由此出发，他们建构了一种既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治主义流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们这里，《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断”，被看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点，而《资本论》则被视为是这一手稿的历史倒退，进而将《大纲》与《资本论》完全对立起来。针对这种解读，国内外学界也积极地做出了批判性回应，但始终有一个核心问题未能得到澄清，即“机器论片断”能否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终标杆?或者说，该如何理解“机器论片断”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关系?笔者认为，这一片断固然重要，但它只不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决不能将其夸大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点，更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建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在《资本论》中，他全面超越了这一片断的历史局限性，建立了科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内在依据。就此而言，完整地把握从“机器论片断”到《资本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大纲》和《资本论》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我们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质，特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公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主观公式”(即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重要启示，而且也能为当前国内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作为“圣经”的“机器论片断”：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对马克思形象的政治重构 相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纲》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则相对滞后，直到1939-1941年才首次在莫斯科公开出版，并于1953年由东柏林狄茨出版社再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这一著作并没有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直到1968年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的出版，才使西方学者认识到《大纲》的重要性，积极推动了这一著作在西欧的传播与研究。③但就当时的反响来看，它在意大利产生的轰动效应尤为突出。 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股极左思潮，即工人主义或自治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莱尼奥洛·潘兹尔瑞、马里奥·特隆蒂、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拉扎拉托等。与其他左翼思潮不同，这一流派的直接指向并不是为了反抗右翼势力，相反，是为了对抗意大利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工会传统。哈里·克里弗指出：“在美国，‘回到马克思’是在反抗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影响下出现的；与此不同，在意大利和法国，它是在对抗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工会传统中生长起来的。”④在他们看来，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已经完全站在了工人的对立面，成为资本的帮凶。也是在此背景下，自治主义者认为，要想真正实现工人的解放，就必须摆脱一切幻想，既不能依靠意大利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工会组织，更不能寄希望于资本家，相反，唯有依靠工人自身，才能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上。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必然反对那种强调客观规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必然会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脱离工人运动的纯学术研究，而主张建构一种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激进政治哲学。这种工人中心主义构成了这一左翼思潮的核心特征。⑤ 而《大纲》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就像奈格里指出的那样：“一方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突出了60年代以来我们在‘工人自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方法论(因此也是主观的、认识论上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从大众工人向社会工人转型的过程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理论话语的相应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重估生产性社会的本质。”⑥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幻想，从《大纲》出发，重构马克思的政治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被他们称为“机器论片断”的这一手稿恰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被誉为是一段“圣经式的文本”。维尔诺指出：“在西方，当英雄遇到巨大困境时，他们经常会从《旧约》中引出一段经文，或者来自《诗篇》或者来自《以西结书》，并把它们从各自的语境中抽离出来，顺其自然地将其融入到当下的偶然处境中，成为解释当下困境的有力预言……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被阅读和引用的。”⑦可以说，这一片断在整个自治主义运动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他们对这一片断的解读重心又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