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7)03-0001-07 自《资本论》出版以来，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在一百多年来的解读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与不同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对这些成果加以清理，反思其深层的理论前提，这对于进一步推进《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国外《资本论》研究的主要思路 1.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经济决定论解释的批评。自《资本论》产生之后，对它的解读就形成了一种带有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框架。在这一研究中，一方面《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经济主义或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资本论》中的哲学又被理解为简单的利益决定论。在此基础上，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著，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形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探索与研究。对这一解释模式的批评，是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摆脱这一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恩格斯晚年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了众多的阐发，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奠基在利益观基础上的看法进行了批判。 当然，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解，并在第二国际时期得到了再现。但即使在那时，对《资本论》的讨论也是沿着不同的向度展开的，有些学者关注的是《资本论》中的经济决定论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确证，有些学者即从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考出发，提出了对当时社会发展的新解释。 2.第二国际时期《资本论》研究的不同理论路径。在第二国际时期，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体现出不同的关注点。一是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思路继续得到张扬。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论著中的哲学思想看做是经济决定论，这在以伯恩施坦为主导的一些学者中较为流行。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著作中，伯恩施坦就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过时，特别是缺乏有关道德的理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当前的历史。正是根据这一判定，他提出要以康德的道德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与此相似的是，第二国际时期的一些学者虽然也认为马克思哲学具有经济决定论的特性，但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在这方面的讨论中，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库诺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与国家学说》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比如在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中，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经济决定论，但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关注经济与思想之间的联系；他力图以上述理论为指导，考察正义、善、神等观念是如何与当时的经济生活有着内在关联的。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资本论》和“序言”为基础，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框架，“技术”“机器”等《资本论》中的许多问题，都被提炼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索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构架的同时，这些学者还对将马克思还原为简单的机械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如库诺就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丰富的内容，他以“社会”与“国家”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并指出马克思以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超越了思想史上的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 二是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论著中体现出来的辩证方法。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针对当时德国学界完全无视黑格尔辩证法的状况，马克思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第一章，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22受此影响，一些学者，如拉布里奥拉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等论著中就指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从事物自身的自我批判中来揭示事物的发展过程。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中论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除了关注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性方法之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考察方法也被诸多学者所强调。库诺就强调马克思关注的是对社会整体结构的考察。拉布里奥拉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要完整地考察历史及其总和。这些探索对丰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有其重要的意义。 三是揭示《资本论》的时代意义。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卢森堡与希法亭具有代表性。在《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结合马克思的资本生产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中内部市场(即资本主义市场)和外部市场(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内在矛盾，特别是消费不足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只是缓解危机的一种方式。虽然卢森堡的研究更具经济学的内容，但她对资本生产的空间区分，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空间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而其消费不足理论，不仅影响人们关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看法，而且直接影响到保罗·斯威齐的资本积累理论。另外，希法亭《金融资本》中关于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意义、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论述，对于展现《资本论》的时代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四是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出发，以《资本论》为指导，得出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资本论》的时代发展。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代表作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及相关论述。在列宁的论述中，需要注意的是，他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理论，发展为以俄国为主要参照系的、带有本土特征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从而实现了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的有机统一。 3.前苏联、东欧《资本论》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辩证方法。前苏联、东欧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基于三个立足点：一是将《资本论》看做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运用所得出的结果。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形成，学界普遍将《资本论》看做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推广与运用，在这一层面，学界关注的是《资本论》中所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二是以晚年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的论述为依据，以剩余价值的发现为核心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进程及《资本论》的创作史，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三是探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在研读了黑格尔之后曾感慨地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200列宁的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后来者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如卢森贝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和《政治经济学说史》、维戈斯基的《<资本论>创作史》和《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伊利延科夫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方法》、缪勒的《通向<资本论>的道路》、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图舒诺夫的《<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的地位》、巴加图利亚与维戈斯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阿法纳西耶夫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等一批重要著作。虽然在总体思路上，这些研究并没有突破传统教科书的束缚，但在一些思想史问题的探讨上，却较为精细，并具有较强的文献资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