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7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7)03-0005-09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能够对劳动作出“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历史的”理解，无疑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考虑到这是一个工业社会刚刚起步的时代，马克思就形成了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结论，是值得一切科学研究工作者敬仰的。然而，在人类的后工业化进程中，与工业社会认识和摹仿自然的社会活动不同，人类进入了一个创造性的历史阶段。在此条件下，作为社会解释原点的“劳动”一词，也就需要在创造活动的意义上来加以把握了。毫无疑问，在工业社会初期，我们所看到的是，“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1](p25)但是，当工业社会发展到其发达阶段的时候，如果还坚持对劳动作出这样的理解的话，肯定是不适宜的。劳动不仅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的约束。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作为社会要素交换中介的功能，促进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要素发生变换。所以，需要对劳动加以重新定义。如果作出重新定义的话，那么劳动就不再仅仅是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桥梁了，而是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等各种存在形式全面增殖的途径。我们说人类进入了信息社会，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劳动的重新认识，包含着对简单的物质变换的否定。这是因为，随着“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以物质形态出现的生产要素在产品中的价值比重下降了。也就是说，在产品的价值中，由物质形态的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自然禀赋转化过来的那部分价值不再构成产品价值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由知识转化过来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劳动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变得复杂了起来。这样一来，只有认识到劳动的多样性，才能充分理解人与人、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 一、对劳动及其关系的历史观察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视野中，劳动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人们的生产关系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发生的。反过来，生产关系又规定了劳动的性质。比如，劳动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抑或奴役劳动，都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随着视界的扩大，则可以看到生产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互动，因而，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可以在这种互动中得到确定。在这一视野中，画面的铺展是可以一笔一画地加以描绘的，即便是社会关系系统中的各要素的互动，也是可以实现思维上的整体性把握的。最为重要的是，劳动的发生是在相对确定的环境中进行的，是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场所和按照某些确定的程序进行的。即使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因素，也不会在较大的范围(更不用说在整体上)对劳动关系以及社会关系造成冲击。所以，劳动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既往所有可供耐心梳理的关系都变得非常不确定了，特别是决定论线条中的各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已经变得紊乱不堪，以至于细致的哲学思考必须让位于随机性的应对选择。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作的理念将成为社会行动的前提，需要从合作的愿望出发凝聚共识和开展共同行动。从历史上看，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不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劳动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设置都会作用于劳动活动及其过程。而且，自然作为劳动的对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同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自然，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自然，而是经由人的劳动活动改造和重塑了的自然。当人类社会走进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时，也同样把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投射到了自然之中。所以，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也不再是静止的、简单的和等待着人的劳动活动去加以改造的对象。在很多情况下，自然界已经成了需要在人的社会关系、劳动方式的再造中去加以重新发现的对象世界。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同质性的家元共同体的解体和社会的个体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从共同体中分裂出了个体，然后又由个体重新构成了共同体。在重构中生成的新的共同体被我们称作为族阈共同体。由于族阈共同体是由个体所构成的，因而，对族阈共同体的把握需要从个体的人入手。“从社会化的个体的角度来看，传统基础的丧失和自然的依赖状态中获得解放都是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当马克思从反讽的角度谈到‘自由’雇佣劳动时，这种双重的意义在他那里就有了反应。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生产的雇佣劳动状况，与从生活条件中获得了解放这种模糊的体验相联系，生活条件既具有社会整合特征，也具有依赖特征，它们在发挥指导和保护作用的同时，又发挥偏袒和压迫的功能。这种多层次的经验复合体构成了社会学大师们所说的社会个体化的背景。他们强调了与失去约束相关的收获，但他们没有现成的概念，能够使这种直觉从对社会事实的任意评价这种怀疑当中摆脱出来。”[2](pp214～215)正是“传统基础的丧失和自然的依赖状态中获得解放”，构成了近代以来全部劳动活动的基本条件，使得雇佣劳动出现了，并在形式上和性质上都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中的劳动。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从自然的压迫和人身依赖中解放出来是人的政治解放。然而，这种政治解放不仅使人可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认识对象，而且为人类学确立起了命题，那就是在社会的持续进步中使人从工业社会的各种结构化的压迫中再度解放出来，即实现“人的解放”。也就是说，劳动的条件将再一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业社会的雇佣劳动的前提和条件都将消失。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能够解读出的就是一种新的劳动前提和条件，那就是人已经获得了解放，是在得到了解放的前提下开展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然而，这仅仅是基于马克思的论断而作出的一种理论上的推测，从现实来看，我们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所看到的是双重可能性：一方面，全球化、后工业化给了人从工业社会的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希望；另一方面，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社会的现实化又以一种压迫力量施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人的解放的主题不能丢，在政治的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依然要执着地追求人的解放，哪怕对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成果，也要抱持着积极努力争取的态度。但是，对于人的解放这一主题的破题，又必须建立在正视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即从这里出发去追寻人的解放的可行路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把劳动看作是走向人的解放的路径，也要为劳动去争取人的解放的前提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