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8-1933)，德国史学领域爆发过一场知名笔战。论战双方是历史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和罗斯托克大学教授威廉·舒斯勒(Wilhelm Schüβler)等职业历史学家，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历史传记”(Historische Biographie)究竟是历史研究的“新学派”(或“新史学”)还是被排斥在专业史学之外的“历史通俗文学”(Historische Belletristik)？①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这场笔战很少被史学界提及，相关研究仅散见于有关路德维希文学成就的个别论述。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史的蓬勃发展，一些欧美历史学家开始将这场论战视为“魏玛时代精神史的组成部分”来观察当时的政治文化危机。③进入新世纪后，德国历史学界进一步把这场笔战置于魏玛民主体制下公共历史文化建构的视角中加以考察，重点探讨路德维希“历史学家”与“政论家”双重身份与其历史书写理念之间的关系。④即便如此，从相关学术史的梳理来看，“有关路德维希的研究才刚刚开始”。⑤因此，笔者试图将这场轰动一时的论战置于19世纪后历史书写和历史研究之间的纠葛关系在德国学界内外的展演历程中加以把握，进而为愈演愈烈的当代公共历史文化热潮提供一种理解路径，同时尝试回应专业史学界“为谁著书、为谁立说”的时代命题。⑥ 一、1928年历史传记之争 魏玛时代，上至古罗马作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下至19世纪末路德维希·奎德的《卡利古拉传》，⑦都是德国民众所喜爱的历史传记。专业的历史学者不仅不反感这种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理解之同情”：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历史传记风靡一时的合理性，认为历史传记契合了“人物决定历史”的观念。⑧然而，1927-1929年在专业史学家与历史传记作家之间爆发的尖锐冲突，却打破了这种看似和谐的局面。 作为冲突一方的埃米尔·路德维希是被誉为“魏玛共和国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德语作家”。⑨路德维希出生在一个上层犹太改宗家庭，从小与先锋派艺术家接触，对文学情有独钟。在获得法学博士头衔后，他转行从事剧本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作为左翼报刊的记者，奔走各国，逐步形成了共和主义政治立场。在1920-1933年，他成为高产作家，不仅发表了“歌德”、“伦勃朗”、“拿破仑”、“威廉二世”、“俾斯麦”、“耶稣”、“米开朗基罗”、“林肯”、“施利曼”9本传记，还出版了讨论一战原因的《1914年7月》、有关文艺创作的《天才与性格》和《艺术与命运》、自传《生命的馈赠》、游记《地中海》以及一系列剧作和政论性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他的作品在生前被翻译为25种语言，总销量突破130万册。⑩ 在路德维希看来，从第一次写历史传记开始，(11)他便使用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我从没有雄心壮志去发现新材料；更多的是借助业已发现的所有材料，去重新和逼真地塑造人物形象，让人们相信这个人就是站在马路边上的那个人。更美好的事情是，通过个案，向青年人展示伟大人物，告诉他们，所有人都会遭遇困难和挫折，但他们仍能达到巅峰！”在此基础上，他立志提升历史传记的史学价值：“如果没有普鲁塔克，拿破仑不会成为拿破仑……我的理想更多是去表现那种不可侵犯的、档案式的真实，但却运用一种戏剧化的讲述来进行启示。”(12)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写道：“今天，在传记中最吸引人者，不是历史学家”。(13)在1926年为第二本俾斯麦传记所撰写的前言中，路德维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想法。他认为，首先，俾斯麦的内心世界缺少“合情合理的解释”，而他在战后所获得的俾斯麦档案正好可以帮助他“对(俾斯麦的)精神历史作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次，研究俾斯麦，是为了把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历史人物描绘为“情感与行为互相关联、公私如影随形”的具体形象，以此来“作为世人的榜样或警告”；最后，他不打算使用专业方法，不进行许多注解，但仍然依据更为充分的事实材料，“来做一个新颖而更为批判性的描写”。(14) 路德维希的想法并非无的放矢。战后德国出现过一轮“俾斯麦热”，(15)但专业史学家的作品却似乎缺乏市场。兰克的学生、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聚贝尔在《德意志帝国创建史》中建构的“俾斯麦”形象，在他的法国同行看来是“那么平淡、苍白、琐碎”，“他(聚贝尔)关于俾斯麦的话也许能被拿来形容任何人。没有任何独具个性的特征、没有一个生动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能使读者透视这个非同反响的人物的性格本质”。(16)“新兰克学派”的埃里希·马克斯的俾斯麦传虽在学界内颇受赞誉，社会反响却波澜不惊。(17)相对而言，文学专业出身的路德维希显然更擅长于对历史的表达和呈现，所以他笔下“变换了视角后的俾斯麦，形象愈发显得丰满”。或因如此，此书不过几年时间便再版83次，销售量超过15万册。(18)一些历史学家也承认，该书“写作技巧独特，把当下放在特定时刻，让人不能忘怀”。《新评论》的编辑更是称赞：“至今为止没有一部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可以通过如此阐述和解释来获得人们的关注，而路德维希的聪慧填补了这样的空白。”(19) 路德维希的所有作品大多反映了上述特点。在文学评论界看来，这种风格开创了所谓“新传记”类型。(20)同时代的文学家茨威格也称赞他“是今天全世界最为人所熟知的德国作家；他复兴了历史传记；他见证并记录了所有当代的荣耀”。(21)当然，路德维希的成功受益于他的写作选题恰好契合了处于战败阴影中苦苦寻求出路的德国人的心理诉求：德意志复兴所亟需的英雄正是如拿破仑这类人物。而他对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不同立场(褒扬前者、批判后者)，也迎合了一部分人对德意志外交陷入困境原因的解读。正如左翼历史学家克尔所言，这种“普鲁塔克复兴”现象实际上不过是用一种“伟大传主的私人生活史”取代了此前流行的“英雄政治史”，其实质虽然体现了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及缺乏大众民主思维结构的政治现实，但至少在表面依然满足了“无所适从、手足无措之人”的幻想。(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