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7)04-0101-10 本文将向读者展示一幅与以往东亚叙事不尽相同的历史画面。在曾有的描述中，中日两国有点像动辄“变脸”的“双面人”：交好则袍泽昆弟，同文同种；交恶则原本异类，互为鬼畜。两国关系的起伏频谱，也仿佛在交错上演着这两张喜怒无常的面孔：它们的思想和行动可以像孩子一样，兴至时推杯换盏，反目时拳脚相加。由于事实不尽如此，于是，某些历史学家的意见便开始被听众寄托以过大的期望，以为他们的理性判断会比一般人的情绪性反应要如实得多，也周延得多。可是，当人们了解到“双面人”的结论亦恰恰制作于某些学者时，接下来的无告又无法不转化成一连串的质疑甚至愤懑：是学者们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还是研究方法有误？是主观性有余客观性不足，还是他们原本就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民族主义者？ 简单化总是历史评价中的一大忌讳，无论是对个体人物还是某个民族都是如此。这意味着，若真想沉静下来去观察中日间异常复杂的恩怨纠葛，并从这团乱麻中整理出近乎事实的由绪，则研究者的时空站位和出发点就显得比任何结论、特别是某些先入而明快的结论要重要得多。生物学家的基因理论常常给人文学者带来启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往往形塑于其所特有的观念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而这些模式的形成，却离不开悠远而漫长的大历史和长线观察。本文之所以将目光远投于中日两国的文明发生史甚至史前史，并通过某种“据实性假说”来展开相应的摸索和探究，除上述考虑外，还因为有一个“谜”一直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并且这个“谜”直到今天仍少有认真关注者。 荻生徂徕(1666-1728)的名字对日本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三百多年前，他曾提出过一个耸动士林的命题，即日本的历史文化就根本而言乃源自中国大陆的“夏商古道”①。2005年4月，积七十年之心力专攻甲骨金文的白川静(1910-2005)教授，在临终前几近“绝笔”的特约文章中，用来日苦短的心情略显急迫地倾吐了他毕生的研究结论，即“大和朝廷”与“殷”之间实具有特别的渊源关系。他认为，“殷周鼎革”后，一部分殷民后裔通过东北地区进入朝鲜，而另一部分则直接渡过渤海，来到了日本的北九州。白川氏不仅通过“拥有神话体系的王权”、“纹身与贝、玉文化”以及“政教分离”体制下宗教权力的最高执掌者(天子或天皇)不必担负世俗责任等殷商与日本之逼肖处，立体地阐解了两个时空之间的深刻文化关联，还首次系统披露了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即今日天皇即位时不可或缺的“皇室典范”之一——“大尝祭”仪式及其“真床覆衾”古礼，竟也与殷商同源！②当白川氏和荻生徂徕在日本来历认识上的“异步偶合”现象与水文史上几千年来未尝发生过改变的日本海“左旋环流”事实取得了双向印证时③，作为“夏商古道”说前提的中日人员漂流痕迹，不但可以启动并还原一直被判定为不经之论的大量陈年往事，为人们深入了解中日悠远的交流史开启一扇前所未有的大门，还将为学界扬弃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所提出的日本“原型论”提供人文历史和水文地理上的全新观察场域。重要的是，当日本文化来源的部分“谜面”在“后丸山话题”下逐渐走向明晰时，类似的观察还可能会解构仿佛是自明的“原型论”定说并终结一个长期被它所绑缚的时代。 然而，了解日本史脉络的学者一般又很少会质疑儒教在丸山笔下屡遭否定的价值判断。这多半体现在“政治意识原型”中“祭事”与“政事”、“万世一系”与“易姓革命”、“约法三章”与“修齐治平”，“伦理意识原型”中“对神负责”与“对人负责”、“利益主义”与“道德主义”、“无责任祭统”与“有责任政统”，以及“历史意识原型”中“现世主义”与“理想主义”、“崇外尚幼”与“泥古敬老”、“法今王”与“法先王”等所谓日中价值难以两立的系列对立中。每组对立项中的后一半，无疑是丸山排斥有加的儒教理念，而前一半，仿佛也自然成为不容怀疑的日本价值，而且是“原型论”意义上的日本价值。丸山所谓“在大陆文明到来以前，日本就有了something，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了外来文化”的说法及其学术直觉，表明他在下意识触及到日本更古老文化的同时，或因事涉敏感不敢深究或无力深究“原型”背后的“原型”而略显武断地否定了something的外来可能性。这一点，与他重描“记纪神话”中“天孙降临”的“垂直结构”而有意无视日本文化横向来源的“水平结构”等理论设计之间有着内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当然，一个不该出现的逻辑瑕疵亦同时发生：“天孙降临”本身，又何尝不意味着文化外来？可是，当人们将荻生徂徕和白川静的前述观点或结论与这种武断言说合而观之，尤其将轰动过近现代学术界并专门探讨殷周之大别的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放置到同一个案台上进行解剖和比对时，则会令人惊异地发现丸山的日本价值“原型”与殷商文化间所存在的大量同构对应关系，即与周人“血统”不同的殷商“神统”、与周人“德政”迥异的殷商“神政”以及与周人“人为”相悖的殷商“自然”。“夏商古道”论固可被定位为“据实性假说”，但丸山在提取日本文化“原型”前必须动用的三大手段，却适足令人深思。它们分别是：(1)儒佛消去法、(2)神道观念精炼法、(3)民间传承提升法④。 值得注意的还有下面一些无法回避的重大变化及其相关问题，即：“殷周鼎革”过程中的对立与互补，已体系性地催生出新一轮中华普世价值和标准，亦即被后儒视为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中庸”观念。这一生成于殷周调和论基础上的综合性价值体系对于解读丸山真男向周以来儒教所发起的“前提性批判”或许不无补益：如果说殷商外来文化给日本带去的“第一记忆”构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古层”或“执拗低音”，那么，传统中华思想的日后变化，也曾以附着于“原型”之外的形式影响过日本“固有”的观念世界。可由于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新说”及其混合价值又很难与日本“固有”且“单一”的“传统”价值相吻合，于是，由不定期的“受容”与“清理”过程所呈显出来的起伏曲线，便自然构成了日本“原型”对待“自性”与处理“外来”时的基本反应频谱。也就是说，当“第一记忆”的“当然”价值一经被接受者奉若神明，原本亦娩出于这一体系当中的新价值反而变成了“他者”；而对于“他者”形成过程之“所以然”的无视甚至抵触便无法不导致“非此即彼”或“二者择一”式的价值冲突。这样，“自我”与“他者”虽可一时“习合”，却终不免“古层”隆起时的对决与分手；虽可以一时模糊与相对“他者”间的此疆彼界以共同抵御绝对的“他者”，但绝对的“他者”一经消失，则相对的“他者”亦难免被次第驱逐的命运。作为被神道教又拉又打的道具，佛教与儒教在整个日本政治思想史上的起伏曲线已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体此，则“儒教思想之多义性和两极指向性(两面价值)”给江户学界和丸山本人所造成的所谓思想困惑，也就变成了“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而原本出自传统中国的“神道”思想之所以会成为日本“原型”的核心要素而今中土反无似乎也不再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