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7)06-0118-08 当19世纪英国的城市扩张大规模吞噬绿色空间时，公地保护协会(Commons Preservation Society，1865-1898年)因绿色空间有助于城市健康与发展的认知的推动，在英国尤其是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伦敦掀起了以公地为重心的环境保护活动，大量公地得以保护而免遭圈占与建筑浪潮的破坏，而保护“自然面貌”(natural aspect)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管理所保存公地的普遍原则。但是，这一自然主义的环境管理原则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生态影响，具有悠久历史和特殊生境的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的后期生态演替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以降，受生态学和环境保护思潮的推动，英国博物学者、景观史学家等开始关注自1878年以来的森林管理原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①但并未对保护“自然面貌”的原则本身进行专门论述。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保护“自然面貌”原则的成因及其内涵、产生的利弊影响等层面进行探析，希冀梳理近代英国环境史上这一主导管理原则的生成过程，同时揭示人类自身作为生态大系统的一个内在组成因子，在增进生态多样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特殊意义。 一、“保留自然之力”：保护“自然面貌”原则的成因及其内涵 自然神论、浪漫主义等思想的兴起使人们开始欣赏和赞美自然的野性，这种对自然态度和自然概念理解的变化，以及在工业城市社会日益兴盛的博物学需求，共同促使保护“自然面貌”原则在19世纪英国的形成。16、17世纪欧洲的天文学、物理学开始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思想禁锢，揭示出广袤复杂宇宙所具有的和谐面，由此科学家们更加坚信世界的“神圣来源”。这种不断增加的关于太阳系的知识逐步延伸到自然地貌当中。结果，将自然与上帝相联系的自然神论思想使人们对野生自然概念的理解产生了显著变化。[1]例如，在17世纪早期，英国诗人把山形容为地球表面的“瘤子、疣、水泡、脓疮”等，英国一些山峰在当时被称为“魔鬼的屁股”(Devils-Arse)。[2]但到了该世纪末期，一种相反的态度出现了。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1635-1715年)的《地球的神圣理论》(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1681年)、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年)的《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the Creation，1691年)②等著述运用神学和地理学的论据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山也是上帝的手泽。这种把自然神圣化的观念使人们对野生自然亦具有“美”的特质的认识逐步加深。 18世纪中期浪漫主义在英国发展起来，它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追求自由奔放，并辅之以一种对遥远、神秘事物的热情。浪漫主义者反对规则几何式的园林，转而赞美粗犷的森林。在他们看来，因自然之美是最深刻、最宏伟的，所以才能赢得其衷心的赞叹。为了表达这些新的感受，“壮美”(sublime)、“景色如画”(picturesque)等词汇在18世纪得到广泛运用。“作为一种美学类别，壮美去除了那种认为自然美只能在祥和、富饶和井然有序当中见到的概念。广袤而无序的景色也能使人欢悦。”[3]1709年英国哲学家沙夫茨伯里(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年)在其所著《道德家》中指出：荒野自身具有令人生畏的魅力，粗糙的岩石、覆盖着苔藓的洞穴、嶙峋而原始的岩洞以及瀑布跌宕的流水，皆因其更能表现自然而愈发扣人心弦，它们展示的壮丽远胜过拘于规则模仿的豪华花园。[4]同时，英国美学家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1724-1804年)率先用“景色如画”来说明大自然粗犷、不规则和纷繁的特点，1791年他在其著述《论森林景色和其他野生林地景观》中开始赞赏未被开发的自然美及其风景如画的特质。[5]总之，18世纪以来，英国的审美发生了自然主义转向，艺术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等开始倡导自然美高于艺术美。这一思潮也促进了英国园林设计样式从几何式向自然主义风景式的转变。 受浪漫主义、自然科学等因素的推动，19世纪博物学在英国日益兴盛。它的价值在该世纪被广泛颂扬，人们认为博物学学习既能改善和提升思想，也能增加自然知识和扩充自然视野。③例如，19世纪中后期在伦敦一地就兴起了众多研究自然的博物学协会，如1872年成立的南伦敦昆虫协会(South London Entomological Society)、1873年成立的南伦敦显微镜与博物学协会(New Cross Microscop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Society)、1877年成立的伊灵显微镜与博物学协会(Ealing Microscop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Society)、1880年成立的埃塞克斯郡的博物学者田野俱乐部(Naturalists' Field Club)等，共计20余个。[6]保护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是博物学爱好者极其关心的问题，他们极力反对人为改善自然环境活动导致的生物资源减少。自然神论、浪漫主义、博物学等因素也共同催生了近代晚期英国的环境管理原则——保护“自然面貌”。1871年《汉普斯特德荒野法》(Hampstead Heath Act)率先提出了保护“自然面貌”(natural aspect)的管理原则。该法案的第14—16章规定：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不能在汉普斯特德荒野上割草皮，挖砾石、泥土(mould)或土壤，也不能砍伐荆豆、石楠、木料或其他树木、灌木或矮林以牟利；委员会虽有权对荒野进行排水、平整和改善，包括植树，但在进行这些改善活动时，必须坚持一项原则，即尽可能保护荒野的“自然面貌”和自然状态。[7]1878年通过的《埃平森林法》(Epping Forest Act)延续了这一管理原则：除在森林范围内拥有土地者依然享有在森林荒地上的放牧权外，终止挖砾石、粘土，割草皮，修剪树梢与砍伐树枝等权利(第5、6章)；埃平森林的新托管者伦敦董事会(伦敦法团是另外一个英文词)(The Board of London)被要求始终尽可能保护其自然面貌，保护生长在森林里的树木、被修剪树木、灌木、林下灌丛、石楠植物、荆豆、草皮和草本植物(第7章第3条)；基于自然面貌管理原则的需要，托管者有权对森林进行排水、平整和改善活动(第33章)。[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