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7)03-0005-07 利益关系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怎样处理利益关系就有了所谓“义利之辨”。当人们以何种价值取向处理所面对的利益关系时，也就产生了义利关系的问题，从而在实践中由事实上的利益关系上升为价值上的义利之辨。所以，宋理学家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遗书》卷十一)。朱熹也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朱子语类》卷十三)。而人们怎样处理义利关系，就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它规定了人们行为乃至人生的价值取向，也规定了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因而“义利之辨”和“义利观”也就成了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 “义利之辨”，儒家最为重视。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这是对“义利之辨”在儒学体系中的学理定位。除了儒家的义利观，还有墨家和法家的义利观，而道家较为独特。老子从其特有的“自然无为”的道德本体论出发，既主张“绝仁弃义”，又主张“绝巧其利”，在形式上对“义利之辨”持超越和否定态度。 义利观有一个主体问题，即谁的义利观?有执政者的义利观和社会个体的义利观。这就区分了义利观的两个层面：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体现为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上体现为人生的价值方针和价值取向①。例如，当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时，指的就是应以“仁义”为治国之道和社会价值导向；而当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时，指的就是人生价值取向。前者用来“治国”，后者用来“治心”。当王夫之说：“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大诰》)时，这里所说的义利观是指人生价值观；而当说：“义利之分，利害之别，民之生死，国之祸福”(《尚书引义·禹贡》)时，则是指执政者的治国价值方针。显然，传统的“义利观”确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 对于传统义利观的两个层面，论者一般都关注人生价值观或人生哲学的层面，而忽视“义利观”在执政治国层面上的意义。其实，执政者在治国的价值方针上同样有一个“义利之辨”和义利观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执政者的“义利观”或曰治国理政的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其重要性要超过个人的义利观。它不仅关乎如何正确处理统治者(集团)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大众利益的关系，而且还关系到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学界对义利观的人生哲学层面多有论述，因而本文将重点论述治国理政层面上的传统“义利之说”。 一、作为治国价值方针之“义利观”的“重义”原则 作为社会治理层面上的义利观，各家自有一说。墨家主张以“利人”“利天下”之“义”(具体化为“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为社会价值导向和治国价值方针。法家主张以“明法度”——“行公义(法制)”为治国之道。而主张“德治”(礼治)的儒家则提倡“上重义(礼义)”为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 在儒家，其创始人孔子首先讨论了义与利的关系，提出了他的“义利观”。但孔子的“义利之说”重在讨论如何“成人”即人生价值取向方面，没有用“义”“利”概念来表述他对治国理政之道和社会价值导向的看法。但这并不表示孔子没有这一方面的思想。当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时，就表明他主张要以道德作为社会价值导向(道者，导也)。不仅如此，孔子还十分重视执政者自身的德性德行对社会的价值导向作用。“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孔子尤其重视“上好信”。这关系到统治者的“公信力”问题。子贡问政，孔子回答有三件事很重要，即足食、足兵、民信之。子贡又问，不得已而去哪件?孔子认为，兵、食都可以去，唯独“民信”不可去。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果丧失了人民的信任，丧失了公信力，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就站立不住了。而要使“民信之”，必须“上好信”。孔子的这些话，用荀子的话来概括，就叫做“上重义”。“上重义”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对此，荀子用“义利之辨”的理论做了明确的论述。 荀子认为“欲利”与“好义”是“人之所两有也”。而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执政者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或“义胜利”，或“利克义”，由此就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荀子进一步论述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这里，荀子实际上提出了社会治理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治理社会的执政者，究竟应以“重义”还是以“重利”为治国理政的价值方针?荀子这里所用的“重”字，不是量词，而是指何为“优”的价值权重，也就是指价值优先原则。就是说，既然“好义”和“欲利”都不可“去”，那么在“义”和“利”之间，孰为优?他认为应以“义”为优，也就是应以“重义”—“义克利”为价值方针，并认为“上重义”—“义克利”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治理社会的具体制度、政策和执政者自身行为上。荀子明确指出：以“上重义”—“义克利”为治理社会的价值方针，“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杨倞注：皆谓言财货也)，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繁育)牛羊，错质(置贽)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園。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然故民不困财”(《荀子·大略》)，“不与民争业”，也就是执政者各尽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不与民争利。反之，“多积财而羞无有，重民任而诛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多也”(《荀子·大略》)。这是说，执政者多聚敛财富，加重民的负担，使民不堪重负又复诛之，《王制》篇谓之“上溢而下漏”。如此“重利”则社会必乱。总之，“上好义则民闇饰矣(王念孙注：自修饰不敢放于利而行也)；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上好富则民为利而甘冒杀生风险)。二者(治)乱之衢也”(《荀子·大略》)。治乱之分野就在于执政者以“重义”还是以“重利”为价值方针。据此，荀子提出了在社会治理上的义利观模式——“重义轻利”。他说：“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荀子·成相》)。可见，“重义轻利”首先是执政者所应尊崇的价值原则。应该指出，荀子主张统治者应以“重义”为构建制度、制定政策和自身行为的价值原则，实际上是主张应将“重义”而非以“重利”作为社会的价值导向。这在孟子那里也曾有过论述。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之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治国应以“仁义”而不能以“利吾”为价值导向。不然，“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这里所说的义利关系和义利观，显然也是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在“义”与“利”何者价值优先的问题上，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实际上主张以“先义而后利”(后荀子有此言)为社会价值导向，似乎也主张“义克利”，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政策上，就是所谓“仁政”。荀子在社会治理上的“重义”价值观，是对孔子和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