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以市场经济与多种所有制并存释放出“最强的动力”。而进入小康时代后，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寻找“最好的动力”，建构“最强的动力”与“最好的动力”的辩证生态。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发现：“人是经济社会制度的最强大和最好的动力。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自其创立时起，就产生于人类强大的动力，即人类自身的利益。哲学伦理学向来探索的目标是人们所称的那种人的最好的动力：追求美好的东西、履行义务、实现美德。”①“人的最强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在一定的关系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②“经济的最强动力-伦理的最好动力”，是文明的“理想类型”，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源，其中任何动力受到扼制或供给不足都将使文明进步陷于瓶颈之中。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对破解小康时代的“中国难题”将具有特殊意义。 一 何种“中国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小康瓶颈” “小康”时代面临的“中国问题”究竟是什么?对此学界似乎已形成共识：“中等收入陷阱”。然而经过反思后人们发现：其一，它只是“西方问题”、“西方命题”的移植和演绎，并没有经过“中国经验”的检验；其二，它只是经济学命题，并不是具有综合意义的文明诊断。因此，它对正在走向小康时代所面临的“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力值得怀疑。 “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的概念，中文将之译为“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呈现发展规律的经济学描述，其要义是说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的经济体将陷入长期停滞，只有很少数能跻身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美元～12735美元之间，而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7400美元，显然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由此，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中等收入陷阱”。“trap”在英文中有“陷阱”、“困境”之意，译为“陷阱”，既表达了一种忧患意识和前瞻性，也似乎隐喻某种故意，以期引起人们重视。但是，这一由统计数据演绎而来的命题很容易将复杂的发展规律简化为“中等收入”的经济学问题，严重遮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所遭遇难题的本土性，甚至导致“中等收入诅咒”。对走向全面小康的中国来说，这种抽象的“问题移植”将产生问题意识与发展理念上的严重误导。其实，即便对西方社会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只是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因为从中等收入到富裕社会是一个巨大而艰难的跨越，其本来就是一个长期过程，对很多国家而言甚至是难以完成的过程；而且相对于脱贫致富和追求“中等收入”来说，人们走向高收入的需求冲动显然要小得多。应该说，这一过程的漫长是正常现象，“陷阱”并没有揭示问题的本质，反而容易产生“中等收入原罪”甚至“中等收入恐惧”的误导。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笔者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正在遭遇的“中国问题”其实是“小康瓶颈”。 “小康”最早出于《诗经》，后来被孔子描述为“大同”异化之后的理想社会模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是谓‘小康’。”(《礼记·礼运》)在孔子的描述中，“大同”是“大道之行”的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其精髓是“天下为公”。因其为文明的家园，因而又积淀为一种历史情愫和文化向往，成为文明的理想境界。“大同”与“小康”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伦理境界和文化气象。“大同”“同”于何?“同”于“公”；因何“大”?因“天下为公”而“大”。“小康”因何“小”?因“天下为家”而“小”；如何“康”?礼义成就其“大道既隐”之后的康庄之道。在中国话语中，“康”既是“无病”，以生活水平而言，即所谓温饱无忧，由此可以演绎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通达之道，即《尔雅》所谓的“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康”是以“天下为家”为出发点的“五达”之道，“同”是以“天下为公”为出发点的共由之道，两者文明境界不同，因而“同”为“大”，“康”为“小”。在孔子那里，“小康”的文明合理性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元素：(1)“天下为家”。“家”是小康时代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准，所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2)“礼义以为纪”。“礼义”即伦理道德是“天下为家”的“小康”文明成其为“康”的根本条件，缺失礼义的小康只能囿于“小”，而难以达其“康”。作为“大同”之后的理想社会模式，“小康”承续着“天下为公”的原始公有制的文化记忆和文明向往，“康”之为“康”，在于它是由“家”之“小”通往“天下”之“大”的康庄之道。 在当今中国，“小康”既是对传统话语和社会理想的承继，又发生了意义转换，从而具有很强的表达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相当的解释力。或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追求和达到的“小康”，是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一大二公”乌托邦式的“大同”转型而来的，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的转型。当然，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天下为家”，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确实使经济社会的重心发生由“公”到“家”的深刻转换，而且这种转换既包含对“一大二公”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也是对“天下为公”的公有制的文化坚守。在这一过程中，“小康瓶颈”可能从逻辑和历史两个维度发生。其一，逻辑瓶颈。如上所言，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小康”必须同时具备“天下为家”和“礼义以为纪”两个元素。而缺失“礼义以为纪”伦理道德条件的“天下为家”将是何种景象，尽管孔子没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囿于“家”之“小”，而不能通达“天下”之“大”，由此“小康”将失去合理性而陷于瓶颈之中。其二，历史瓶颈。在现代话语中，“小康瓶颈”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在话语转换中“小康”从一种文明气象演绎为抽象的经济指标，从而由去伦理、去文化的经济单向度产生的“小康瓶颈”；二是在“天下为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因伦理和文化供给不足而生成的文明瓶颈。走向小康的现代中国，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以“天下为家”为突破口的经济改革，在解放生产力、赋予经济发展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面临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等诸多难题，因而必定期待“礼义以为纪”的伦理供给和文化支持，实现从“天下为家”向“天下为公”的文明提升。总之，“小康瓶颈”发生于经济与伦理、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经济-伦理、经济-文化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