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任因素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学俭,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甘肃 兰州 730000;杨昌华,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00

原文出处:
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综合系统,不同的过程要素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发挥着不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可信性和受教育者信任倾向共同构成信任的前因变量;教育者的功能作用、第三方人际信任、教学管理、组织氛围以及学校外部信任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情境因素构成信任的中间变量;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结构均衡和不信任的功能失调构成信任的结果变量。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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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是人们日常例行互动的必要基础,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维度。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指涉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属性的一种接受和信赖,表征着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内容之间的一种稳定的信赖关系。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充分调动各个要素协调运动,对受教育者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形成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期望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的过程。”[1](P132)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展开、运行和发展的流程,而是围绕着社会发展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需要,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素的要素效能和要素间结构匹配的渐进性、动态性的关系①。在思想政治教育动态复杂的过程要素及其关系中,信任始终发挥着简化、衔接和融通的作用,这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构性和动态性体现出来。

      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构性来看,不同的要素效能和要素匹配关系中都内含着基本的信任因素。单个要素关系作为基本的组合单元,它与其他单元相联系,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信任关系网络,这种复杂和多元的要素关系不仅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信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动态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持续的关系中进行,而且也在持续的关系中生成新的机构、功能与系统,以及新的良好稳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包含着多种要素和环节作为信任生成的中介,而且也需要信任来简化这些中介因素所带来的复杂性。因此,从这重意义上来讲,复杂多元的信任关系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性的表现,而且也是其超越性的表现。

      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任机理,首先需要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前因变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性和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为出发点;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中间变量——教育者的功能作用、第三方人际信任、教学管理、组织氛围以及学校外部信任等因素为关键点;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果变量——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结构均衡和不信任的功能失调为研究着力点,尝试通过多元复杂信任关系来还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信任的形成机理。

      一、信任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性与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研究中,普遍地认为主客体二元关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基本结构,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关系的主体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客体既包含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也包含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方式和载体等要素;[2]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主体是教育者,客体是受教育者,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3]还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是作为主体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双向或多项互动关系;[4]也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关系的主体是人(组织或个人),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对象。[5]另有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层面,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6]尽管不同学者对于信任的主客体划分有些许不同,但正是这种不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任结构要素得以逐渐清晰,也使得主客体关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基础范式。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基础的主客体二元关系并不能涵盖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任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关系的现实图景就是在信任的主客体二元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地衍生出多元和复杂的信任关系,并且在一个系统和动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交互作用。

      由思想政治教育可信性与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前因变量,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多元复杂信任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发生的基础与核心。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较多地将研究的聚焦点和落脚点限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可信维度,即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内容、目标、主体、机制、载体、方法、效果等方面的调整和建构,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更加稳定、可靠和高效,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另一维度——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却鲜有考察。

      思想政治教育可信性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信任调适来赢得受教育者的信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在这一研究视阈中,“可信度”[7](P233)成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核心要素。按照西方社会心理学家梅耶(Mayer)对可信度的三个基本维度的划分——能力(一方在某一领域产生影响的技能、特长或特征的集合体)、善意(能够为另一方利益考虑)、正直(行为是否符合合理规范),[8]思想政治教育可信度的研究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在能力层面上能够有效实现其责任和目标的综合胜任能力与特点;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开展能否真正意义上彰显主体性的价值与地位;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规范与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以及受教育者的认知规律的一致性。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可信性的基本策略来看,主要涉及了思想政治教育不信任的约束策略和信任的展示策略,即不信任的约束策略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制度和规范,以评估、监督、惩罚、奖励等方式,降低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评判和预期;信任的展示策略就是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值得信任的因素展现给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以建立积极的评判和预期。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维度的分析和研究较为集中和成熟,但是从信任的意涵来看,可信度并不等价于信任,信任不仅包括了被信任方的可信度,而且也包括了信任方的信任倾向。考察信任在不同学科视野中的理论面向,在心理学中信任强调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情境刺激反应,在社会学中信任强调的是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作用,在经济学中信任注重交互关系中的“理性计算”,无论基于何种理论视野来看待信任问题,在信任基本意涵中的信任方与被信任方的交互关系是具有通约性的,信任关系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这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情境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度与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基础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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