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范围界定与标度律

作者简介:
董磊(1988-),男,博士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要从事城市数据与空间分析研究,E-mail:arch.dongl@gmail.com(北京 100084);王浩,清华大学3S中心(北京 100084);赵红蕊(1969-),女,教授,研究领域为定量遥感、遥感与GIS应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地球空间信息研究所,E-mail:zhr@tsinghua.edu.cn(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标度律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反映了城市经济活动产值、基础设施数量等要素随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在城市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讨论。但由于不同国家的城市统计数据对应的空间范围各不相同,导致标度律系数受城市边界范围选取影响很大。本文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统计数据对应的空间范围,并结合普查、城市统计年鉴和遥感数据,计算了不同空间范围对应的标度律系数。结果表明:①不同空间尺度和数据源得到的标度律系数有较大差异。就空间尺度而言,市辖区比市域范围的数据更符合标度律模型,因为中国城市市域范围内还存在大量的非城市化地区,并不符合标度律模型的适用条件;就数据源而言,遥感数据比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有更好的拟合优度;②与美国城市相比,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更高(标度律系数更高),市辖区人口每增加一倍,经济规模可增加122%,这一数字在美国是111%;而在家庭能源消耗(用水、用电)和土地利用方面,中国城市的效率更低;③从中国城市内部对比来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经济规模、土地利用方面的标度律(集聚效率)明显不同,人口集聚效应带来的大城市经济增长率、工资收入要远高于中小城市,能源消耗方面,中小城市比大城市更有效率。最后,本文还从建立更加有效的统计单元、传统统计数据与大数据结合、模型机制探索3个方面阐述了城市标度律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7 年 04 期

字号:

      1 引言

      近些年,得益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城市研究领域可获得的微观数据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城市研究学者从地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借鉴了大量的模型思路和方法,促进了城市研究向着模型化、定量化、数据化方向发展[1]。但数据的增多让人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轻信定量数据带来的结论,忽视了数据的产生过程与适用范围。数据的使用与待研究的问题密不可分,同一个研究问题,采用不同的数据可能得出相异的结论,即便使用相同的数据,但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这一点在近些年广受关注的城市标度律(scaling law)研究中尤为值得注意。

      标度律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是指像道路网络、用地在内的城市属性在空间的自相似分布(在不同空间的时间尺度上重复一些模式),反映了城市内在的生长逻辑和集聚规律[2]。城市标度律的研究借鉴了许多其他领域的成果,像语言学中词频幂率分布的现象启发了对城市序位规模分布的探索[3-5];而生物体新陈代谢率与个体尺寸的异速增长关系(allometric growth)则引导了对于城市异速增长的研究。生物领域的研究者发现,将不同物种的新陈代谢频率与生物体体积画到对数坐标上,每个哺乳动物几乎都落在一条斜率为3/4的直线上(这一规律通常被称为Kleiber law),这个关系式揭示了生物能量消耗的规模效应,质量越大的组织,单位质量单位时间的能耗更低[6]。这一规律最早由Naroll等[7]从生物学领域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后经由Nordbeck[8]、Lee[9]、陈彦光等[10-11]、Bettencourt等[12-13]多位学者从模型和实证的角度在城市研究领域将其发展完善,建立了更为系统的城市标度律分析框架。如果把人口N(t)作为时间t上城市规模的度量,城市标度律可以表示如下:

      

      式中:Y表示物质资源(例如基础设施数量)或者社会活动的度量(例如经济产出、污染量等);N(t)代表t时刻的城市人口,用来衡量城市的规模;β作为指数反应了城市系统中的标度律;是一个标准化常量。根据β的大小,表征城市属性的变量可分为3组:①β<1,是亚线性关系(sub-linear),通常是关于基础设施的参数,以人口增加导致的规模经济为特征。例如尽管纽约有4倍于休斯敦的人口,但纽约并不需要休斯敦4倍数量的加油站(加油站与人口的幂律指数为0.77)。②β≈1,是线性关系,通常和工作、住房、家庭用水量等个体需求相关,故与人口增加呈线性关系。③β>1,是超线性关系(super-linear),通常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也包括疾病、犯罪量等)属于此类,表明相应指标增长率要高于人口规模增长率,体现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标度律是城市组织的一种普遍性质,从横跨不同国家(美国、德国、瑞典、日本和中国等)的数据来看,都符合此规律[10-12]。图1a是2010年美国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范围内人口数量和地区生产总值(Gross Regional Product,GRP)的双对数回归,图1b是人口与路网的双对数回归。这两组数据从数据的角度证明了经济随人口增长呈超线性关系,而路网呈亚线性关系(表1)。

      结合中国的数据,有许多关于城市标度律的实证研究。赖世刚等[14]分析了中国城市人口分布的位序—规模法则,指出1999—2009年中国城市人口分布的幂次现象日渐加强,城市趋于不均衡发展;李郇等[15]分析了1990年、2000年、2005年3年的中国城市用地与城镇人口之间的异速增长关系,认为1990年中国城市增长是负异速增长,2000年和2005年是正异速增长;陈彦光[16]认为异速生长与分形和自组织网络理论相互融合,并以河南为例,分析了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城市产出等指标的标度关系,发现城市生长服从异速生长规律[10-11]。还有许多学者针对不同地区的数据进行了相似的分析[17-20]。

      

      尽管这些研究都得到了相应的标度律系数,但使用的数据统计口径、回归模型各不相同,得到系数也有较大差别。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城市标度律的提出基于一个类比——城市可以类比成生物体。其中,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当于生物体的质量,城市的经济活动相当于生物的新陈代谢。但城市与生物体的区别在于,城市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边界,因此,如何找到合理的空间范围对应生物体的个体(body)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地,城市边界选取的不同,分析结果可能迥异。例如在对于城市规模效应的讨论中,Gleaser等[21]认为大城市对环境更友好(体现在交通排放量随人口数量的增长呈亚线性关系),而Louf等[22]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只是改变一下Gleaser等用的城市定义的边界,则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样的数据集,如果在联合统计区(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CSA)的尺度下分析,系数小于1,结论是大城市更节约能源,而如果用城市区域(Urbanized Area)当做分析单元,得出来的系数是1.37,结论反而是大城市不节能。随后又有一系列研究针对英国[23-24]、法国[25]的城市进行讨论,分析标度律的边界选取效应,发现边界选取对回归系数的影响很大。

      这些争议的出现促使作者思考,不同规律或者模型适用的空间尺度是什么?尤其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数据对应的空间范围各不相同,哪些数据和空间尺度更能反映城市标度律?标度律在不同国家又有什么异同?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不同空间范围和数据源对应的标度律系数,并结合中美两国的对比研究,为此类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