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从1979年的17.9%增长到2015年的56.1%，按照统计数据，数以亿计的农民已经实现市民化。近年来，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所强调的“人的城镇化”观点，促使我们有必要关注城镇化中的“个体”。 西方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城镇化模式曾有一种假设：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城镇化也会与西方国家具有相似的过程（Sheppard et al，2015）。但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了自己的城镇化道路，如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就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建国初期，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城镇化发展缓慢，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了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为代表的城镇化经典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已经完全融入城镇化过程。市场化的中国城镇化出现了转型，变得更加复杂，需要从更加综合的视角进行审视（冯健，2012）。值得强调的是，城镇化研究需要个体的视角，因为农民个体在城镇化中不断市民化的过程累积起来就构成了宏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城镇化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很多转变，这些转变对城镇化中个体市民化的方式和进程产生影响。但目前学术界针对中国市民化的研究，一方面聚焦在农民市民化障碍和困境，以及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所造成的农民与市民在价值观念、生活状态、行为角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王春光，2006；黄锟；2011；刘晔等，2012）；另一方面着重探讨如何从户籍、就业、公共服务、认知上促进市民化（姜作培，2003；Chan，2009；Afridi et al，2015；Tse，2016；吴业苗，2016）；少有文献从城镇化转变的角度讨论农民个体的市民化进程。由于城镇化是一个农民不断成为市民的过程，将城镇化历程和农民个体的市民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对于理解新型城镇化中“人的城镇化”有重要意义。 苏南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也是中国著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方政府和农民以乡镇企业为发力点，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城镇化道路，实现了“自下而上”式城镇化。后来，传统的苏南模式逐渐终结，苏南进行了转型，成为“以资本带动、制造业发展、开发区建设为主要推动力，以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顾朝林等，2008）。苏南不同阶段的城镇化模式转变，影响到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在苏南相对较长又历经变迁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中，农民个体是如何实现市民化的？其市民化过程是否顺利？是否真正实现了市民化？在不同的城镇化阶段，农民的市民化又存在哪些特征？都是进一步诠释苏南发展及苏南模式所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上对“自下而上”式苏南城镇化的研究，“向下”的源头一般到镇政府、村集体等基层组织，缺乏对农民个体的关注，突出个体的视角才是彻底的“自下而上”视角，这种视角对认识苏南模式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利用个体生命历程方法，联系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的背后机制，从个体角度关注和诠释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以求对同类文献有所补充。 2 城镇化转变的理论视角与本文理论框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化力量推动了城镇化转型，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要动力、以小城镇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城镇化，90年代后期则是以土地资本带动、以大城市为基础的快速城镇化（Lin，2007）。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从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以及地方政府管治转型对中国城镇化路径转变进行理论层面的概括，其中管治转型又是前三个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2.1 城镇化转变的理论视角 2.1.1 土地的市场化与资本化 计划经济时期，土地被看作是一种固定的生产资源，不存在地租地价，1987年中国进行了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进行市场化交易，使得土地成为可以在市场中流通的资本要素（Lin et al，2011）。这场改革形成了中国“二元化”的土地市场结构，成为中国城镇化转型的基础（洪世键等，2009）。首先，改革允许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而农村集体土地则不能进行交易；另外，改革在推进城市土地市场化的同时，也保留了原有的行政划拨形式。由此就形成了“二元”城乡土地市场和“双轨制”的城市土地市场。 土地的市场化和资本化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城镇化：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利润并用来完善城市建设，吸引投资（Wu，1999）。在中国的二元土地市场中，农村土地只能经过地方政府征收后转为国有用地，再进行招拍挂并通过市场出售。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套利空间，政府垄断土地使用权的一级市场，压低土地征收成本，而由市场决定的土地出让价格远远高于农村征地赔偿，从中产生的利润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开发城市土地的动机（Chan，1992；周飞舟，2007）。其次，地方政府可根据土地用途差异化出租国有土地。通常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的价格以吸引外来投资，投资带来了地区发展，土地获得升值后，其他土地再高价租给房地产和商业，以此来补偿早期工业发展中的损失，并且政府还可以从中获取持续的税收（Lin，2007；Lin et al，2011）。因此，中国现阶段以土地财政推动的城镇化，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的结果（Ding，2003；陈鹏，2007）。最后，土地还为地方政府获得金融资金创造了条件。政府通过成立国有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利用这些金融平台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来进行城市建设（Xu et al，2005；McGee et al，2007；周飞舟等，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