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可谓同根同源,但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二元对立。自美国立国起,欧洲很多学者就从与欧洲文化对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发展。他们对美国抱有很深的文化偏见,尤其是当美国对欧洲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发出挑战后,这种偏见表现得更为明显,逐渐形成以贬抑为主要内容的美国观。他们的美国观除满足对本国或本地区文化的自傲心理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树立一个文化“他者”形象,来加强欧洲在整体上的凝聚力,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制度上与美国共和制对立的取向。美国历史短暂,在文化底蕴上很长时期难以与欧洲叫板,但却通过向世人展现其活力,来形成与欧洲文化不同的文化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恰恰为欧洲一些知识精英抨击美国提供了参照。20世纪前,美国人很少主动向咄咄逼人的欧洲文化提出挑战,通常只是对欧洲人竭力贬抑美国而做出被动防御或回应。他们对欧洲一些知识精英贬抑美国的回击,既有效地维护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揭示出欧洲知识精英的美国观与美国的实际状况相距甚远,充其量只是为凸显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而虚构出来的一幅图景。 其实,美国是欧洲大国殖民扩张的产物,美利坚文化无疑包含着欧洲文化在新世界的延续,然而其更多内容却体现出对欧洲文化的反叛和对立。20世纪前,欧洲知识精英大多对美国缺乏真实或系统的了解。在欧美学术界,有关大西洋两岸文化关系研究的论著甚多,其中不乏从两种文化冲突角度出发的著述。然而,由于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欧洲学者的论著大多体现了对美国文化的贬抑。在他们看来,美国是欧洲向外扩张的结果,但发展起来后又成为欧洲的“灾星”。这种说法主要是指文化对立而言的,在19世纪欧洲精英的美国观中尤为突出。①对欧洲知识精英美国观的批评多见于美国学者论著的字里行间,“偏见”、“非理性”、“对现实的扭曲”或“官方的政治动员”等说法充斥于他们的相关论著。②当然,欧美学者的研究对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有所启迪,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不过,总的来说,他们难以走出本国或本地区文化固有的藩篱,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很难站在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来开展研究,这就使他们的研究难免出现偏颇之见,得出的结论往往有失公允。 国内学者研究欧美关系历史与现状的论著很多,但从两种文化冲突角度研究欧洲人美国观的著作则很少,对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美国观的研究则付之阙如。这一时期欧洲知识精英关于美国负面形象的描述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不完全是虚构,但主要体现了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对欧洲文明自傲的心态往往使他们对美国抱着一种文化上的敌视或蔑视态度。他们大多在想象中虚构出美国人及其社会的负面“他者”形象,这种形象根深蒂固于欧洲文化中,对20世纪以来欧洲人的美国观发生很大影响。这种研究视角或许能够对人们认识欧洲与美国关系的发展有所启迪。 一、欧洲知识精英构建美国“他者”形象的根源 构成西方文明主体的欧洲由不同国家组成,它们在文化上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性,有着共同的起源,历史底蕴深厚。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欧洲文化显然不是一个各个组成部分互为支撑的整体,其涵盖的亚文化形态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并没有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具体到各个国家的文化而言,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发展水平赋予了各自文化的特性。尤其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它们之间文化的差异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新教伦理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与天主教伦理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人们的价值规范、行为模式、时间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基本性格等无疑存在很大区别。即使同为新教伦理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文化特性也表现出很大差异。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造成欧洲国家在文化上的这些差异。如果从内部看欧洲文化,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圈,在这个圈子内,不同国家的文化无不表现出属于本民族的基本特性。正是这些特性的存在,人们才可以区别开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英格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等。欧洲文化只有在与外部文化接触时,才能彰显出其整体性和共同性。“东方文化”其实就是欧洲人树立的一个“他者”形象。在历史上,“东方文化”概念本身已经深深地留下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的痕迹,因为“东方”本身就是欧洲人凭空臆造出来的地理范畴,意为代表着与欧洲文化存在根本区别的异国情调的地方。如果说可以作为西方文化的参照,“东方文化”的地域范围应该是西方殖民者以欧洲为中心所划定的“远东、中东和近东”地区。这种划分本身就体现出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在美国革命爆发前,欧洲文化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的代名词,二者的一致性表明欧洲文化作为整体在历史上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的演化脉络。这种整体性在文化主体观察境外地区或国家的文化时体现得比较明显,他们往往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待其他文化。这种自我中心就是欧洲一些知识精英形成美国“他者”形象的根源。 从整体上讲,欧洲文化的外向性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与绝大多数欧洲人信奉的宗教有很大关系。欧洲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对境外国家或地区的大规模征战,与皈依异教信众有着密切关系。哥伦布之所以能够远航美洲大陆,传播上帝的“福音”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如此类征服异教信众的活动,在欧洲文化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传统。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统治者极力在其臣服民族中传播罗马的语言、宗教信仰、罗马式建筑以及市民文化,试图使与自己文化相异的民族“罗马化”,以维护罗马帝国的长治久安。现代西方文明兴起后,西方文化在实践上把文化中心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对尚处于落后状态的非西方文化进行征服,使之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欧洲殖民者踏上异国土地时,莫不宣称要以自己的宗教观改变异教徒的信仰。例如,从西班牙来到墨西哥的天主教神父自视为“美洲的使徒”,充满着传播上帝福音的狂热,不能容忍当地人对偶像的崇拜,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他们改信基督教,甚至不乏对异教徒灭绝性的屠杀。③在美洲被征服和殖民化的过程中,无数土著居民遭到欧洲殖民者的杀戮,一些曾经独放异彩的古老文明几乎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