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 knoweth no reason whie the lords of the councele beinge counsellors of estate should not be made privie & acquainted with a matter which ded so nerely concerne the state of the Realme.”(他无法理解，是什么原因致使身为国政顾问的枢密大臣们不应知晓和熟悉与国政密切相关的事务。)① 此段证词为1587年3月28日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的第二国务大臣(Principal Secretary)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son)于星室法庭审讯中的陈述，重申枢密院参闻机密国政的主动权，公然将枢密院从臣属抬升至英格兰共主的地位，得与女王共治。戴维森因向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Baron Burghley)与首席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泄露女王已签署苏格兰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死刑状却有意取消，使伯利与沃尔辛厄姆紧急指挥枢密院，联手蒙蔽女王，迅速秘密地处死玛丽。伊丽莎白女王在盛怒之下以渎职与藐视王权两项罪名将戴维森羁押在伦敦塔，并于3月28日在星室法庭进行审判。意外的是，此审判却演变成对英格兰政权性质的公开辩论——伊丽莎白女王政权为君主专制还是君主共和制？ 自16世纪末至今，史家多从党争角度检视伊丽莎白一世的女王统治强弱，始终未曾定论。伊丽莎白晚期史家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著《年鉴》(Annales)，批评女王的女性无能致使决策优柔寡断，易受主战派蛊惑，刻画女王统治在党争中的相对被动与弱势②。詹姆士一世国务大臣罗伯特·纳顿(Robert Naunton)著《碎裂的王徽》(Fragmenta Regalia)，赞扬伊丽莎白善用智慧与权谋，成功震慑群臣并操控派系斗争，更凭借与生俱来的王者“天命”与“幸运”弥平内忧外患，其目的在于以伊丽莎白统治的神意观与专制王权，宣传斯图亚特王室的君权神授论③。现代史家如康尼斯·瑞德(Conyers Read)、约翰·尼尔(J.E.Neale)与娜塔莉·米尔(Natalie Mears)等，解释伊丽莎白女王在党争中灵活运用君主的官职任命权或恩惠分配权，压抑特定派系独大，强化君主的政策主导权④。但西门·亚当斯(Simon Adams)主张都铎君权于亨利八世时达至鼎盛，后受限于爱德华六世幼主即位，以及优柔寡断的伊丽莎白女王纵容1590年代党争恶化，王权渐被削弱⑤。1987年，帕特里克·柯林森(Patrick Collinson)以《伊丽莎白一世的君主共和制》一文重新阐释伊丽莎白统治已非个人专制，而是步入君主共和制；英格兰虽为世袭君主国，但臣民以国会，尤其枢密院为代表，享有自主决策权利。简言之，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为女王与枢密院的双头共治政体⑥。此观点引发现今欧美史学界对近代早期英格兰政权如何从王权政治转变为国家政治的关注与讨论。 本文将透过1587年2月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死刑争议，呼应柯林森所主张的伊丽莎白时期的君主共和制理论。传统史学多将玛丽之死视为其悲剧人生的落幕，却忽略其死刑运作与事后的政治余波。笔者以为，玛丽之死实际反映了16世纪晚期英格兰从王权政治迈向国家政治的政权转型，即政权核心正逐渐从王廷转移至官僚主导的政府。本文将透过现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戴维森供词、审判纪录与相关官员书信等原始手稿，首度完整还原玛丽的死刑执行与后续的戴维森审讯，检视枢密院如何蒙蔽伊丽莎白女王，径自主导玛丽的死刑，证实女王统治在男性官僚主导之政府信息系统的相对弱势，进而揭示枢密院此“越权”的动机乃出自对女性统治的忧虑。另外，进一步分析造成枢密院这种忧虑的可能源自西方鄙视女性的传统、新教徒对女性统治的抵抗理论，及对伊丽莎白女王优柔寡断习性的不信任感。此三种因素强化男性众臣的神选幕僚之自我定位，乃藉由他们掌控的政府讯息系统影响或弱化女王的决策权，同时，重申英格兰君臣共治的宪政传统，抬升枢密院至共主地位，企图将女性统治“调正”回基督教精神中坚强且正直的男性政治秩序。然而，审判团对枢密院权限的争论，凸显伊丽莎白政权内部对英格兰政体为君主专制或君臣共治的分歧态度，更反映近代早期英格兰政权转型过程中，君主与官僚间的权力竞争。 一、苏格兰玛丽之死：伊丽莎白女王的讯息孤立 沃尔辛厄姆于1586年侦破巴宾顿密谋(Babington Plot)，终于成功迫使犹豫不决的伊丽莎白女王于1587年2月1日签署在英囚禁19年的苏格兰玛丽的死刑状，以平缓国会对处死玛丽的诉求压力。女王命令戴维森径将死刑状送交大法官托马斯·布罗姆利(Thomas Bromley)用印；同时，玩笑性指示，用印前应先给缠绵病榻的沃尔辛厄姆过目，称：“这不幸几乎可让沃尔辛厄姆悲痛欲绝。”⑦不料，隔日女王突然要求暂缓用印，当戴维森告知已完成程序，她抱怨“为何如此匆促”，并严禁再以此事烦扰她⑧。女王态度的转变使戴维森警觉女王开始“洗净她的手”，欲从玛丽的死刑案脱身，以便在事后佯装无辜。戴维森随即向内廷副总管克里斯多福·杭顿(Christopher Hatton)展示死刑状，陈述女王企图卸责的可疑言词。他提醒杭顿，女王曾将1572年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Duke of Norfolk)的死刑推诿于伯利；殷鉴不远，戴维森拒绝以他“单独且虚弱的肩膀”承担所有罪责⑨。他以上报转移责任，因上司沃尔辛厄姆正值病休，他转而求助于首席大臣伯利并呈报死刑状，自此由伯利掌控全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