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期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形成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中世纪后期英国政治史的考量，一直聚焦在议会君主制的属性、建构与运作上。其间，那种夸大议会、“法律”对王权之限制的“辉格解释模式”，对史家深有影响。自上个世纪中期开始，以麦克法兰为代表的“修正学派”，开始关注“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与大贵族群体活动，由此开启了从政治制度史向政治群体活动史研究的学术转向。本文在借鉴西方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一时期“变态封建主义”与大贵族势力的崛起谈一点认识，以期向国内同行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一、“变态封建主义”与庇护制的形成 中世纪后期，英国国王与大贵族之间的关系，远较此前复杂，不仅出现了一些难以羁勒的大贵族，而且大贵族的反叛异常激烈，数次导致改朝换代的政治大动荡。而这一动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变态封建主义”的勃发并导致大贵族权势的极度膨胀造成的。 “变态封建主义”的概念，是19世纪中期英国学者查尔斯·普卢默(Charles Plummet)首次提出来的，但将之建构为完整学术概念的则是当代著名史家麦克法兰。他在“二战”期间的相关著述中，明确将“变态封建主义”看作是盛行于14、15世纪，以“庇护制”(Patronage)与“扈从制”(Retinue)为主要内容的非常态的封建制度。在麦克法兰看来，变态封建主义和封建制一样，都是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在传统的封建制中，“采邑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单位，封臣以向上层领主效忠和服务为条件来占有采邑”。到了14世纪，这种传统的封建制发生巨大变化，“效忠逐渐被全方位地折成现金或租金。到了15世纪末，非自由的土地保有权也开始加速消失”。尽管传统封建制在形式上仍旧存在，“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几乎完全失去了重要性”，而“新颖的庇护制”走上历史舞台，并一直贯穿中古后期。这种新的依附秩序就是“变态封建主义”①。此后，不少史家通过研究，基本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变态封建主义”区别于以土地占有为基础、以封君封臣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封建制度，其核心是以货币支付相应的土地收益并以此建立以契约为纽带的、以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庇护制。② 有关“变态封建主义”的起源争论不少，但它的勃发无疑是英国社会发展变动的产物，最初直接缘起于国王实施的付酬军役制。中世纪后期，一方面，因继承、婚姻、买卖等因素的侵蚀，封建骑士领的分割与碎化现象十分严重，骑士军役的征召日趋困难。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商品交易媒介的货币地位逐级攀升，在经济生活进而在政治、军事领域中日益重要。地租的折算、官员的报酬乃至爵位的封赐都与货币紧密相连。此外，这一时期对外战争的频率、规模空前扩大，国内贵族反叛也时有发生，迫切要求进行军役征召方式的变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国王开始以书面“契约”的方式，用货币为报酬征召“合同军”(contract army)，来应对严峻的外患及内忧形势。这一新的军役征召制在爱德华一世时开始萌发，到了爱德华三世时普遍盛行。 一般的情况下，国王要派武装对苏格兰、威尔士和大陆展开规模军事行动之前，或派人前往占领地驻守要塞、城堡之前，即召集大贵族前来协商，签订相关服役之“契约”(contract,indenture)，规定贵族召集的服役人数、服役地点和时间及国王给予的货币报酬等。报酬的支付由王国财政署事先预拨付一部分，数量为1/2或1/3，待服役结束后结清余款。签订契约的大贵族除了自己及其附庸应征服役外，为征召到足够的人数，还要找一些人与他们签订“次级合同”或“分包合同”(sub-contract)，在合同上约定服役的人数、地点与货币报酬等，这些人再去各地征召。只要承诺能够征召到不少于12名骑士或弓箭手从军的人，都可以和大贵族签订“次级合同”③。待他们聚集成军后，大贵族即开始率军出征。由于财政署的余款结清在事后要延迟一段时间，大贵族时常以自己的财力事先垫之。“合同军”的大小头目及其征召的骑士、乡绅及自由农民，除了可观的薪水外，还可以分享战利品，有的甚至因战功而获得贵族乃至国王的封赐。当然，战败、死亡、被俘及由此导致的倾家荡产厄运也时常存在。但对于大贵族来说，以此征兵制征战往往获得巨大收益。例如，1376年阿伦德尔伯爵理查德·菲兹·阿兰(Richard Fitz Alan)去世时，在其城堡中所存的钱款有43981马克，在另外一处存款则达到57000马克④。 军事制度的变革对王国的社会政治逐渐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契约”征召“合同军”固然为国王对外战争，尤其是对法国百年战争的展开提供了有力保证，但这一方式也使得大贵族组建私家军队合法化。在当时，战争频仍需不断召集军役，在大陆占领城堡、市镇也需要不断提供后续防守力量，这就为贵族维持有规模的私家武装创造了必要条件。对此，有史家分析说，“在需要时，国王支持贵族保留通过合同分包人来补充人员的常备武装”⑤。尽管国王仍旧是征召王国军役、决定征战并利用民团维系地方治安的最高军事权威，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即大贵族拥有了由其支配的大量有经验的士兵组成的团队”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合同军”的盛行，以货币为纽带的契约缔结逐渐向社会普遍渗透，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封君封臣制的新型的等级依附制度——庇护制与扈从制。大贵族以支付货币以及生活用品的方式，招募包括亲属在内的中小贵族来充当自己的随扈，令其为自己效忠与服务。这一苗头萌发在13世纪，自14世纪开始在英格兰盛行。有人根据扈从效忠的期限，将这种新型的主仆统属与依附关系分为三类：其一是“终身扈从”，即臣仆一生向领主尽其效忠、服务的义务，报酬形式为年金(Annual monetary fee)。其二是“战时扈从”，即在战争期间的一般性招募(general recruitment)中随主人出征效力，相关的契约有长期效力，但不具有终生性，其报酬形式仍为年金。其三是“暂时性扈从”，即在一定时期服务于主人，领取酬金或接受庇护。⑦不过，实际情况却比较复杂，而这三种主仆关系时常是交叉与变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