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7)03-0005-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7.03.001 一、研究背景 2016年，被称为网络直播元年，直播已经成为青年的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娱乐方式、消费习惯和职业选择。以“泛娱乐、生活”为主的直播内容把网络直播文化带入青年视野，数据显示，大部分的职业主播和粉丝来自于“85后”至“95后”这一年龄段。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参与其中，全民直播的时代终将到来。 网络直播平台呈现了主播高度媒体化、类型风格多样性、碎片化观看、双向互动和及时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网络直播维系青年主播和粉丝的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网络直播颠覆了青年群体间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话语权框架、社会交往和公共领域。眼下，凭借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网络直播已然成为青年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具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根源。然而，网络直播是如何在青年群体中走红的?这一过程有何特点?本文意将着眼于全民直播，纳入后现代社会和共同体的视角进行分析。 二、文献述评 (一)后现代视角下的全民直播时代 网络直播经历1.0时代，来到直播4.0时代，逐渐具备“全民创作”和“跨平台传播”的特点，成为投资的新“风口”，直播行业在影响力、经济收入、用户人数上发展迅速。2016年进入全民直播时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有的研究主要将网络直播理解为营销策略和心理需求，更多地从新闻报道、市场营销、社会心理展开原因分析，认为网络直播超越娱乐本身，提供了每一位看客“窥探、参与、成为意见领袖”等真实而平等的用户体验(赵梦媛，2016)。同时，直播成为了各大网络卖场营销、实现粉丝经济的场所，由于处于法律条例的灰色地带，关于网络直播的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 已有研究结果颇具启示意义，网络直播确实已经从各个领域渗透进现代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但已有的研究对孕育网络直播的时代背景关注不足。因此，本文将聚焦网络直播诞生的现代社会结构及青年人在其中的特征，纳入后现代的视角，分析全民直播产生的社会根源。 首先，后现代性概念中“碎片化”“差异性”“变动性”与直播技术特点“双向互动”“及时性”“碎片化观看”形成的互动过程特征相一致。而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也昭示着“颜值经济”到“荷尔蒙经济”的转变。青年群体不再注重某一鲜明的、特定的特质，而更关注“感觉”“对话”“状态”，关注直播成为一种符号上的，甚至是感觉上的吸引(Lu，2005)。这种充满着变动性的直播互动方式，正逐步改写现代社会生活的文化景观，并重构青年个体与他人、与城市、与社会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特征与全民直播产生的时代特征，及直播使用者——现代社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相似。现代技术的发展使青年人之主体地位提升，使感性欲望无限膨胀(穆宝清，2013)，在重构传统人际关系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种非确定感和非安全感，呈现出无根基的生存状态(田毅鹏，2012)。在这种生存状态下，青年人的社会流动与个人现代性获得是相辅相成的，强调一种不确定的、失去联结的生存困境(李兴阳，2014)。全民直播时代正是把技术与媒体、信息与娱乐、文化与经济、现实与梦想等集中在一起，全面表征着这个现代化社会，表征着当代青年人的数字化生存(张跣，1999)。 (二)后现代社会下的社群消解与重建 西语中的Community具有“社区”和“共同体”的双重含义，而在滕尼斯的眼中，社区和共同体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自然形成的、小范围的内部联系紧密的群体(张跣，1999)。因此，本文也将社群和共同体视作一致。共同体(或社群)的演进大抵呈现出这样一个脉络：从家园共同体提供认同和“自然秩序”，到族群共同体许诺共识和“创制秩序”，再到互联网以其技术逻辑、核心价值和多元语境重构功能、确立承认原则和构建多样共生的生态秩序(胡百精、李由君，2016)87。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生长于斯的血缘与地缘共同体是个体的“根”之所在，“根”是确定、具体、不言自明的(田毅鹏，2012)。这种传统共同体是一种紧密的社会联系、守望相助的支持，使人们精神具有了依托(吴玉军，2006)122。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共同体首先瓦解。伴随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自由度的提高和归属感的匮乏是现代青年人面临的双重生存境遇(吴玉军，2006)126。现代性转型使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共同体逐步瓦解，现代性共同体有待重构。现代青年人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在个体化的逻辑下继续保持人们生活的价值感与确定性，获得稳固的归属感。如何重塑生活共同体，成为后现代社会下对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及现代青年人的无根基状态等社会问题的重要视角。 后现代社会中，社群主义提出了重振共同体的理想，大抵存在三种可能性路径：重返前共同体、构建多元共同体(小共同体)和寻求自由与确定性的平衡(胡百精、李由君，2016)95。技术与信息的新形式占据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地位，根据社会阶级、地域和社团确定身份的传统形式已不再盛行。互联网在加剧现代共同体危机的同时，也潜隐着重建、创建共同体的积极可能性，即基于对话和承认原则构建合作共同体(胡百精、李由君，2016)149。直播等现代新媒体技术具有“创造社群”的作用，它们可以让那些利益相同的人联合起来，从而帮助人们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关系，在不同情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刘左元、李林英，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