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空巢青年”的话题在网络与社会上引发热议。提起“空巢青年”，大多数人容易联想到“空巢老人”。出于思维惯性和理解惰性，“空巢青年”虽备受关注但深度解读和分析却不多。既有的一些调查和分析，主要是由媒体舆论界在推动和关注①。除了《孤独、无奈与彷徨：“空巢青年”与“独居青年”的社会学分析》[1]等文章，专门将“空巢青年”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值不值得关注?是不是一个伪命题?诸如此类的追问，是我们分析和研究“空巢青年”问题、解读和理解“空巢青年”群体所绕不开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拟从如何看待、分析和理解“空巢青年”出发，就“空巢青年”的本质属性、形成机制等问题展开初步研究，以期引起学术界对“空巢青年”群体的应有关注，进而为“空巢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氛围。 一、“空巢青年”群体的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 一些人认为，“空巢青年”尽管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客观存在，但它作为一个概念却并不一定成立，更不必说有什么创新创造了。也有观点认为，“空巢青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过是“蚁族”“北漂”等词语的简单替代，没有必要对“空巢青年”给予过多关注。且不论这些看法和认识是否正确或得当，我们认为，在认知“空巢青年”这一群体上，要真正得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结论，首先应当了解和走近“空巢青年”，对“空巢青年”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特征等基础性问题有所了解和分析。 一般而言，所谓“空巢青年”，是指年龄在20-35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大城市拥有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远离亲人、独自居住的年轻人。从现有描述及已有调查来看，“空巢青年”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受文化教育程度较高。远走他乡、远离父母和亲人、独自到大城市闯荡，这是“空巢青年”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和客观条件。整体而言，绝大部分“空巢青年”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有的还是硕士、博士或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这些年轻人毕业后，一般都在20岁以上、35岁以下。由于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往往都掌握了一门专业技术。无论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凤凰男”“孔雀女”，还是小城市或县城往外闯的“好学者”，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生活理想和现实追求，不辜负自己的所学所好，往往希望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打拼。按他们的话说：“不管怎么样，先试试再说”。总之，高文化、高技能、高学历是“空巢青年”群体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是独立自主观念较强。不难发现，“空巢青年”群体的主体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且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熏陶的他们，大多已成长为有主见、有想法和有理想追求的人，对各种社会现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独到的观点，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或流行的观点往往都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可以说，80后、90后群体中那些在城市奋斗而形成的“空巢青年”，又是这一特定群体中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的人。相反，那些“啃老”“恋家”而留守家乡的相对而言往往则是独立自主意识较弱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自主意识强明显成为“空巢青年”群体的又一重要特征。 三是自尊自信意识较强。愿意到城市单打独斗、不懈奋斗的年轻人，往往都是为了获得家人或社会的认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生活追求，为了独创一片天地。他们不远千里，远离自己的父母和亲人，来到陌生的大城市，核心支撑力量就是自尊自信的观念和意识。大多数“空巢青年”认为，自己能够在大城市生存下去，并且“过得不会太差”。“只要肯努力，总能闯出自己的天地”。不难发现，如果没有自尊自信意识的支撑，“空巢青年”就难以大规模形成，“空巢青年”群体也就不太可能存在。因此，从整体上来看，自尊自信意识较强是“空巢青年”群体的重要特征。 二、“空巢青年”形成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 “空巢青年”群体的形成和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空巢青年”的形成，从内在动力来看，既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动的成分。从主动因素而言，有的年轻人喜欢独居的生活方式，“简单、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为了拼搏愿意选择单身；还有的是受到单身社会时尚的影响，“独居没什么不好”；也有的是因为混得不好、不敢回家，也不敢让父母来探望[2]。从被动成分而言，“空巢青年”的形成是因为现代都市社会生活的种种压力，尤其是“成家立业的门槛越来越高”，高房价、高物价下不得已而为之。总的来看，不管是主动因素，还是被动成分，“空巢青年”群体的形成与以下社会机制或社会因素相关。 首先是频繁的社会流动。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从一种社会环境向另一种社会环境、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流动，常常被称为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有正向社会流动与负向社会流动之分。作为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正向社会流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一般而言，战争和社会动荡年代，负向社会流动较多，其与正常社会不具可比性。于常态社会而言，社会流动性越强，人口流动规模越大，社会发展速度相对也就越快，社会进步也就越显著。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城乡分割管理制度的影响，我国社会流动规模较小，社会流动性不强。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社会自由流动的重启，大量“洗脚上岸”的农民涌向城市，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徙成为常态。同时，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等城市分层愈发普遍和明显，不仅城乡间人口流动越来越多，而且城市间的人群流动也更加多发和普遍。《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末，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未来一二十年，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进程，2020年我国仍有2亿以上的流动人口。”[3]可以说，频繁的社会流动，是分析和理解当下社会的关键词，也是生成独特社会现象的重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