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7)03-0053-09 一、“捧袁”高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打破了以往全盘否定的看法，日趋客观和公正。以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为例，以往的研究，往往只讲袁世凯如何利用武昌起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方百计巧取豪夺国家最高权力。除了让人极其简单和一致地感觉袁世凯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窃国大盗”外，便没留下其他什么印象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者对以往的研究作了必要反思，发现与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对袁世凯的研究同样存在阶级斗争“教条化”、“简单化”、“绝对化”、“标签化”等等片面性问题。开始认识到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怎么样，甚至很“黑”，但其历史作用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有着主、客观的区别，并不是“非白即黑”那么鲜明和绝对。理应通过不同方面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使袁世凯研究快速走上了实事求是的科学道路。这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进步，值得今天的研究者珍惜。 但是，综观30多年来的研究，也不能不承认，在这进步主流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的研究者在纠正以往研究中的不足的同时，又有意无意，或多或少走向了“捧袁(世凯)贬孙(中山)”的另一个极端，而且调门越拉越高。起初，还仅仅限于认为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改革中，“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P643)。至于对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身份认同和作用问题，也只认为他是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2]，他的“出山”，仅仅是“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南方革命党人而不利于清廷的形势”[3]，起到了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所无法起到的客观作用。近年来却有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评价了。他们不但对当时留存下来的各种史料，不做任何体察和辨析，仅一味偏听偏信，大量采用袁世凯的亲信以及当时一些袒袁报刊的言论，为袁世凯的一些倒行逆施开脱、洗白。而且还有人抱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学界，突破了所谓“毛(按：指毛泽东)粉”的“第一次谎言”，又在“孙(按：指孙中山)粉”、“蒋(按：指蒋介石)粉”的“第二层谎言面前止步了”。甚至选择袁世凯称帝败亡百年之际，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说：“在被涂抹和丑化的民国元勋和领袖人物中，第一个就是袁世凯。”在这位研究者的笔下，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已不仅仅是“客观”作用，而是“共和元勋”了①。而真正的辛亥革命领袖、“共和元勋”孙中山反成了几无尺寸之功的陪衬。看来，这位研究者是名副其实的“袁粉”了。这是一篇把袁世凯抬到吓人的高度，颇有代表性的奇文，其中所言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很有剖析的必要。 二、理由何在？ 这位研究者凭什么把袁世凯的历史地位捧得如此之高？竟成了辛亥革命的“共和元勋”了？理由何在？他依据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三四个月内的所作所为，提出了以下四条所谓理由： 一是袁世凯受命于清王朝“危难之时”，却不是“伺机而出”的“阴谋家”。这位研究者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处于严重的危急之中，朝野上下，加上外国人，都想到只有袁世凯“能够为朝廷解危”。而袁世凯通过苦心经营，扩充实力，编练了一支“无论划归哪里”，都仍然是他“袁世凯的队伍”的“北洋”新军，确实“掌握了帝国的命脉”，拥有“扶大清国于既倒”的“能力”。但他并无“野心”，即使受到清廷，特别是摄政王载沣的排挤、打压，以“足疾”为由，将其罢官，也什么话“不说，赶紧逃命，离京回家去了”。袁世凯回到洹上村“养疴”，不过是“经营实业，修建宅第，书写《家训》，教子读书”，与文人墨客“吟风赏月，诗酒唱和”，以“享受生活”的心态，过着真实的“知足”生活。“《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存了他748封信，收信者包括亲王、督抚、州县官员多人，但信中的内容无不在宣告”他“绝无再起的野心”，完全不是人们后来常说的袁世凯是个“伺机而出”的“阴谋家”。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消息传到洹上，手下的人都兴高采烈地向他道贺，他却“一脸木然，头都不抬”，直到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后才宣布“出山”。他督师攻下汉口，又马不停蹄，进京组成新内阁，选择了停战议和，让外国舆论深信只要袁世凯不死，中国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和国”，他就一定“会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二是袁世凯“养寇”不只是为了“自重”。这位研究者说：袁世凯“知道这个王朝的腐败与愚顽，知道朝廷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知道世界大势的必然走向。历史经验和世界文明的走向告诉他，无论为自己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都不能致力于剿灭民军”。他“曾是清末新政的推行者，深知宪政是文明进步和富强的必由之路，又深感在愚顽的专制统治之下改行宪政之难，所以，他不会错过眼下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于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他也清楚……这个国家的确离不开他袁世凯，国人的命运也系于他袁世凯。那么，利用这次机会，至少可以推进宪政的实行。这一切，在他出山前向朝廷提出的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来，在这位研究者眼里，袁世凯“养寇”，只是为了实行所谓“宪政”。他认为袁世凯“不愿做第二个曾国藩”，而黎元洪领导的辛亥革命，又“为袁世凯提供了一个逼迫朝廷妥协的机会，给实行宪政带来了曙光”。袁世凯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镇压狂”，而黎元洪也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革命狂”，两人“都具有现代理想，具有浓浓的人道精神”，相互一配合，便“走出了一条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特别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