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7)03-0085-10 对孙中山民元四月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到宋案爆发的一年内的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学术界是比较重视的，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曾经产出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上大同小异，即对孙中山一年内的思想与活动的评价总体上持有异议，认为孙中山一年的奋斗其实就是幻想，“在袁世凯这类大买办大地主的政治代表控制着政权的情况下，不首先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反动统治，以为用退让可以换得一个平静的条件来发展实业，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孙中山抱着这种幻想，摸索了整整一年。可是，他的苦心经营，最后都付诸流水。”①对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北上与袁会谈及会谈后的举措，认为是孙中山的一大错误，“孙中山这时的错误是他把经济和政治完全分离开来，而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工业的发展是难以进行的”。“人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孙中山被袁世凯所迷惑。1913年宋教仁被杀后，才清醒过来。”②还有学者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个政治家同一时期的思想与行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宋案前孙中山没有切实地把握国情，不熟悉对手，又有一个认定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实现的政治模式禁锢着自己的脑袋，所以，遇事对袁世凯采取迎合、迁就、忍让的态度，甚至不惜牺牲原则(如张振武案等)，力图达到‘疏通’感情、‘融合党见’的目的，致使同盟会(包括后来的国民党)的指导方针失误，工作软弱无力，未能及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迅即抑制、打击袁的反动气焰”，“黄兴的政见明显地高过孙中山一筹。”③“在特定的时间内，即1912年4月到1913年3月的一年中，宋教仁要比同时期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诸领袖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政党政治也比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更有力量，更能团结群众，在坚持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④上述说法奠定了研究孙中山这一时段的基础，在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尽管稍后也有一些学者对以上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仅仅用孙中山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或孙中山对袁世凯既有幻想又有斗争这些说法来解释似有牵强之意，”并为孙中山之所以如此作为给予解读，认为与民初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孙中山复杂的政治性格有关，特定的历史背景即孙中山面临民初危局的一种策略应对，革命党内部分裂的一种选择，孙中山政治性格中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灵活务实两面并存的现象等。⑤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以上说法的修订与进一步深入，注重民初社会实际，有着一定的学术意义。 上述观点奠定于三十年前，直接影响着笔者的学术积累与研究探索。但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对民初国情的认识与孙中山认识的加深，对宋案前孙中山的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我认为作为民初最杰出的政治家，孙中山在这一时段的奋斗以民生主义为主导是很正常的，对民初政局、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认识没有幻想，没有错误，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正常行为，在民初共和时局面前，政治家的相互妥协是非常正常的。随着时局的变换，孙中山及时修正或更改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孙中山着力民生主义的奋斗是承认现实的务实之举 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即振兴中华，获得民族独立，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强大的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华民国。孙中山的奋斗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但阶段性的目标受制于阶段的历史现实。况且，随着历史现实的不断变换，孙中山奋斗终身目标的内容——三民主义，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换，就是很好的说明。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三民主义，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的胜利并非孙中山革命党一派政治势力的努力，而是与梁启超、张謇为首的立宪党人政治势力以及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势力合力作用的结果。尤其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治势力，以清末新军为基础，加之袁世凯在清末以开明、改革著称，在国内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在推翻清王朝之后，在中华民国统一中央政府的组成方面，赢得南北政治势力的拥护，统一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非袁莫属”。因此，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是以袁世凯北洋政治势力为中心，立宪党人政治势力、革命党政治势力共同参与的中华民国新政权。 作为非凡政治家的孙中山，承认了这一现实，在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于4月1日宣布辞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职务，“本总统即于是日解职，是用宣布周知。此后国中一切政务，悉取决于统一政府。”⑥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其地位、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⑦解职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是否意味着孙中山完成了革命任务而享共和之福呢？孙中山自己曾经有过说明，他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⑧解职仅仅是工作岗位的转换而已，在职是政治任务，解职之后的任务比政治任务更为重要，即由政治任务转向经济任务，致力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是这样表述的：“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直到宋案爆发，孙中山不论在任何场合均是如此认识。如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上，他对一些人认为他的解职是功成身退的说法不以为然，说：“仆此次解职，外间颇谓仆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仆之解职，有两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未统一之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⑩在上海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政治革命今已完成，余更拟发起一更巨之社会革命，此社会革命之事业，不用兵力，而用和平办法。中国富源大都未曾开辟，此固与欧美各国不同者也。现新政府欲行此革命，盖以政治革命与此比较，则政治革命虽告成，犹未能谓余之目的已达也。”(11)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面对自己的同志、战友，孙中山郑重宣示：“共和虽已成立，不过达吾人一部分之目的，决非已遂初心者也。愿诸君以推翻满洲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后之进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义实行无遗，夫然后为吾人目的到达之日，而对于政纲所担负之义务，庶几无憾矣”。他进一步阐述到：“三民主义者，同盟会唯一之政纲也。曰民族主义，曰民权主义，曰民生主义。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