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发表于1923年的论文集，以《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为副标题。这部著作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理解，突出地将辩证法把握为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本质根据。立足于这样的本质根据，卢卡奇不仅使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案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依这种地位而被课题化，而且试图由之开展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毫无疑问，这部著作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并开启了积极的思想成果。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提这部著作并阐论其辩证法研究，是因为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真正把握与分析根本不可能匆匆越过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它的辩证法，但在马克思哲学的整体立场上全面地阐述辩证法这个任务却并没有完成。如果说在辩证法的主题上不同的本体论立脚点还仍然处于外部对立中，那么，与此相关的通常情形是：辩证法仅仅是作为一种形式方法而被外在地加诸特定的内容之上。这样的方法至多在表面上是“辩证的”，其实质是全然撇开事物的实体性内容本身——它的自身运动及其具体化；由之而来的只能是外部反思，亦即将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为了重新敞开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主题，回顾并讨论《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将是重要的和有益的，因为无论是它的优点还是缺点，它的成功还是失败，都将给我们以积极的推动和启示，从而在思想已成为当务之急的时代条件下，再度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地开展出来。 一、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本质根据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明确指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这种特征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它是一种方法，即辩证法，是一种以“实践批判”为主导定向的辩证法，并因而成为引导和敦促革命阶级行动起来的思想武器。这样一种鲜明的观点首先指向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当时掌握着对马克思主义“正统”阐释的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尤其是所谓“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按照他们的理解方案，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许多论点，这些论点构成一系列基本原则，而由这些原则集合组成的体系便现成地制订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标准。与此不同，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体系的核心乃是革命的辩证法，那么，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那种理解方案本身就是背离辩证法的；因为上述所谓“正统”的标准清单就意味着脱离社会历史内容的抽象原则，意味着对于这种原则的外部反思的运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式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正是针对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指出：“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① 很显然，这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但同时也是一种及于根本的说法，它强调了方法对于个别论点的优先地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正灵魂乃在于辩证的方法。在卢卡奇看来，当马克思的种种论点被凝固为抽象的原则，并仅仅被当作“正统”的标准来把握时，在这里丧失的正是作为这一学说之灵魂的辩证法。而这就意味着：那不断生成变化着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内容变得完全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东西只是抽象的原则本身。当这样的原则不再辩证地进入到现实之中并成为把握现实的方法时，它们便马上转变为恶劣的教条或公式。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草创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他们的原理只是一些科学的抽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换言之，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提供的只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指南”。这里立即显示出方法问题的绝对重要性，因为所谓“指南”和“公式”的根本差别恰恰在于：那些作为科学抽象的一般原理究竟是被持续不断地加以辩证运用，还是始终滞留于无内容的和自我封闭的抽象性之中。 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真正要害在于对辩证法的严重忽视和误解。这是一种哲学基础理论上的根本薄弱，它不仅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而且表现在本体论上。例如，梅林(他被称作党内“唯一的哲学通”)声称：“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③至于普列汉诺夫，他可以算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中关于辩证法最为擅长且谈论最多的人，然而在卢卡奇看来，他的努力“也未见成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普列汉诺夫把辩证法仅仅当作形式的方法来加以理解，就像知性科学以及科学方法论主义所理解的那种方法一样。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也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却可以作为形式的方法而外在地附加到这样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正是由于对辩证法的严重误解，“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不仅在哲学上完全丧失了原则立场，而且在科学上不得不屈从于实证主义以及以主观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知性科学。这样的混淆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从梅林的下述说法中看出来。他写道，马克思和马赫(E.March)一样专注于科学而拒斥哲学。“在这方面，马赫完全与马克思相一致，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④ 正是针对这种理论上的混乱与妥协，卢卡奇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哲学方面，尤其是集中到辩证法这个主题上，因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内容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因为卢卡奇清楚地意识到：辩证法乃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生命线，而他与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对立就在于：是捍卫还是割断这一生命线。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试图在实质上避开哲学尤其是避开辩证法时，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否立足于辩证法，在“实际认识”方面将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一种迄今为止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有其“哲学上的”前提或预设。因此，自以为稳固地立足于自身之上而拒斥任何哲学的“实际认识”，只不过意味着它对于自身的前提或预设完全无知，意味着它无反思地进入到时下通行的知识样式中去罢了。卢卡奇由此指出：正因为完全忽略了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和科学上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是机械唯物主义、经济宿命论和实证主义，并因此而完全无批判地顺从于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基本前提的知性科学了。卢卡奇不无理由地把这种现今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样式——即知性科学——称之为“资产阶级科学”，因为这种科学样式正是伴随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成长起来并在其本质的范围内展开活动的。很显然，这种科学的成果、意义以及历史限度正应当根据这一社会基础本身的历史进程来获得规定；只是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强势掩盖，它才获得了所谓“一般科学”的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