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47(2017)02-17-08 没有对青年的历史认识，不可能对现实中的青年存在和青年现象做出合适的解释。而缺少一种历史的视野、观点与方法，也将不可能对青年的未来做出合理的预期和展望。敞开历史视野，是中国青年研究走出碎片化、平面化、功利化等流弊与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走进青年的历史，走进青年发展变化更深远、更宏阔的历史背景，在历史中理解青年产生、发展和社会存在的价值，发现青年之于历史变革与社会变迁的意义，对中国青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从历史，特别是中外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等研究中，不断发现和汲取新的经验、理论、学术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即是历史对于青年和青年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一、历史解释，是理性思考的前提 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一旦离开真实的历史主体，任何抽象概念都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或苍白无力。同时，历史解释，也是任何理性思考的前提，因为“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1]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追逐新观点和新概念的建构，而是‘致力于认识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2]赖特·米尔斯则强调：历史，是“社会研究的主轴”。[3] 毫无疑问，青年有自己的历史。①随着新社会史在战后的发展，并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鼎盛，历史学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源和答案。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兴起并席卷世界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促使历史学家研究青年的历史，青少年和儿童的历史成为社会史学家在60年代开拓出的新领域。青年史属于“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4]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1960年版)和吉利斯(J.R.Gillis)的《青年与历史——欧洲年龄团体的传统与变化》(1971年初版，1981年增补再版)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和出版的关于青少年历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向来不缺有关青年的种种说辞与叙事。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戏剧文学，到中世纪宗教神学、近现代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述，都不难见到这方面的内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青年问题尤为西方社会所关注，逐渐发展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并在将“青年”概念科学化的同时，也将其历史化。对西方社会青年研究来说，“青年”与其说是一种实体性的实证概念，毋宁说更富有象征和隐喻的特征。17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维柯曾讲到，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老年人”的手中，而“各民族的创建者则是青年”。这是维柯提出的一种关于青年人创造历史的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5]克罗齐认为“历史是所有时代、一切民族、全部成员登台表演的一部戏剧”。他在研究中发现，正是在19世纪中叶的那些“浪漫青年”身上，“看到崛起并要为19世纪原则较量和战斗的精神力量，只有它们才具备为19世纪欧洲史提供主线的资格”。[6]“浪漫青年”的这种“精神力量”，即黑格尔所发现的源自古代希腊文明中的所谓的“青年精神”。作为黑格尔的追随者，克罗齐的历史研究传承了这种精神。西方的青年研究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这种精神。霍尔在他的《青年期》将这种精神作为美国精神的历史表象。[7] 历史研究总是呼应着时代的主题。吉利斯在《青年与历史》1981年增补再版的“补论”中明白地解释道：“本研究是某个特殊的历史瞬间，也就是1968年——这是发生了戏剧性变动的一年——的产物”。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受阿利埃斯的启发，吉利斯对60年代出现的青年问题选择了独特的思考角度。[8]他将历史论述与现实分析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60年代学生运动中他发现了历史，在历史的追溯中他也重新发现了青年。 但是，对青年的历史解读，向来充满歧义。有研究者指出，一部青年史，从来就是曲曲折折，甚至是主观随意、动荡不定的。仅就现代社会青年群体的产生来说，除“工业化”的巨大影响之外，还有更多因素发生作用，如工业社会前农民家庭子女过多，致使部分青年人流入城市，城市青年团伙和帮会的形成，社会变迁导致世代之间冲突的加剧，还有诸如“青年人口膨胀”、中世纪大学的兴起，等等。因此，对青年问题的探究，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阶段，必须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关于青年问题的概括性理论。尤为必要的是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熔于一炉的总体认识，缺少任何一方面只会增加混乱。[9]在青年研究中，历史的解释与理性的思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有研究者在分析二战前后西方青年研究发展走向时谈到，需要一种“重构战略”，以科学的方式和概念重建一种关于青年的统一的、全面的看法。二战前关于青年的科学知识领域是开放的，对立的观点得以讨论，而战后的则走向封闭，并在持续不断的青年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青年成了精神分析学家、犯罪学家、教育家或不同的行动派别之间进行各种解释的战场，“现代性成为本世纪青年的命运”。概言之，“自从1945年以来，欧洲总的科学地图以及对儿童和青年研究的具体领域按照政治现实被分割，并割断了历史的继承”，因而青年研究需要重建自己的知识传统。这种重建“应当建立在东方和西方科学家和教育改革者联系的基础之上”。这种“共同思想的重构”，必须打破以往的那种封闭状态，并“跨越历史和政治边界”，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域之间“重新架起桥梁”，以扩大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有关青年知识的相似性和多样性的认识。[10]20世纪西方青年研究从开放到封闭，再到走向“跨越历史和政治边界”的统一，这一过程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二、青年研究，亟待关注的仍是历史 我们有必要强调这样的观点：青年研究对青年的一切发现，都必须而且只能在历史之中，都必须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感。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反映或体现青年的时代性格和客观特征。这即是赖特·米尔斯所谓的“观念的历史视野”。而敞开这一视野的前提是确立一种新的历史观和青年观，将青年看做“真实的历史主体”，将历史看做包括世世代代青年在内的“人民大众的历史”，将青年从被遮蔽甚至扭曲的历史中拯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