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优化升级经济结构，从“简单粗暴”的要素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Schumpeter，1934)，创新源自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及其“创造性破坏”活动。与此观点相一致，已有研究证实了创业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显著推动作用(Birch，1987；李宏彬等，2009)。面对当前下行的经济态势，创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为提振经济增长、缓解就业难题，鼓励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政策重点。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期形成“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局面。有些地方允许国有企事业职工停职创业，并提高创业费用补贴来激发民众的创业活力。同时，教育部也出台相关文件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对“体制内”的追逐却从未降温。近两年一些地方出现了官员辞职下海的新闻，但这仍然比较罕见，故而成了“新闻”。稳定的工作、优厚的收入以及更高的声望①，使体制内具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②。尽管历经多次政府改革和重组③，近10年来国有单位的就业人数依然呈现稳定态势④。作为最庞大的体制内组织，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管理等事业单位规模持续膨胀。最典型的体制内群体——党政机关公务员的2015年总人数相比较2008年增长近9％，并且非常“稳定”⑤。《公务员法》实施5周年以来，全国当时的600多万公务员仅辞退了4778名，辞退率只有区区0.08％(刘志强，2014)。 究竟是选择体制外“闯荡”创业，还是体制内“安稳”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必要从背后的制度因素解析个体的动机或意愿。这不仅有助于解释存在于中国的独特现象，而且能够及时回应现任政府正在推行的有关改革措施，为推动“草根创业”和“大众创业”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背景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开放将近40年，市场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但这种转型仍然没有完成。政府掌控资源配置以及“先体制内、后体制外”的分配次序(Xu，2011)，意味着体制内外的地位和利益截然不同(边燕杰等，2012)。体制外个体或组织难以借助正常渠道获取资源或者需要付出更高成本，具有“新进入缺陷”的创业者面临诸多制度障碍(Guo and Miller，2010)。毫无疑问，这会抑制个体的创业意愿(Aidis et al.，2012；陈刚，2015)。相对照，与政府和党政机关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体制内群体享有“先天”的制度优势，如财政资源和调配的体制内倾斜(边燕杰等，2012)。 面对制度歧视或障碍，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关系就成为个体或组织倚重的重要工具或策略(Peng and Heath，1996；Xin and Pearce，1996)。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际关系渗透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Lindsay and Dempsey，1983)。社会交往中，人们往往根据所在关系圈子的远近区别对待对方。因而，丰富的关系圈子将有助于获得资源和机会，规避制度歧视(Li and Zhang，2007；Park and Luo，2001；张玉利等，2008；朱秀梅、李明芳，2011)。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体制内外的区隔也就自然地将社会关系划分为体制内关系与体制外关系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是指与党政机关、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群体建立的社会关系，后者是指与来自民营、外资等体制外群体建立的关系圈子。那么，不同类型或性质的社会关系究竟是推动还是抑制个体的创业意愿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以及地市级党委书记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体制内、外关系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与体制外关系相反，体制内关系负向影响个体的创业意愿。二者影响效应的不同反映了所嵌入资源的性质及合法化差异。上述效应不受个体特征和城市因素的影响，对不同测量方式和年份数据表现出了良好的稳健性。本文以“外出就餐”为工具变量，排除了内生性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较创业动机，体制内关系会显著增强个体的体制内就业动机。该结论揭示了体制内特殊利益的存在。本文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体制内关系进行创业寻租的制度环境，用招待娱乐费等非正式支出和管理费用等正式支出刻画创业活动的制度成本，用政策利好和政府支出刻画关系寻租的潜在优势和收益。我们发现，如果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成本越高，体制内关系对创业的抑制效应越明显；当存在更多的机会或收益时，这种抑制效应会消失。相比较生存型创业，体制内关系对于寻租空间较大的机会型创业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通过探讨体制内关系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及其原因，本文刻画了关系资本的“逐利”本性，从独特视角揭示了抑制创业活力的制度根源。第一，识别和区分体制内、体制外两类关系，有助于准确估计社会关系的影响效应，解释以往经验研究中的分歧(Stam et al.，2014)。体制内关系及其利益更多是政府主导制度下的产物和体现，体制外关系则更多体现了市场主导制度。二者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通过关注家庭政治资本，Troilo和Zhang(2012)、Djankov等(2006)发现了与本文相类似的结论⑥。然而，除了最基础的家庭关系，个体需要通过感情或物质投资来建立更广泛的关系圈子(亲戚、朋友、同事、老乡等)(Guo and Miller，2010；Tsui and Farh，1997)。比以往研究更进一步，本文分析并检验了利用关系创业的可能收益和成本，刻画了关系影响创业意愿的制度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