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但在现实中，企业通常面临创新融资难和投入短缺等问题，如何提高企业研发(R&D)投入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为促进创新，现实中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多种创新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增加R&D投资。R&D活动同时受到企业特征、行业发展、金融制度以及政治法律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Coles等，2006；Hirshleifer等，2012；Beck和Levine，2002；Aghion等，2013)，[1-4]这些影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企业决策，使得政府对企业R&D投入的介入呈现不明确的结果(Kerr和Nanda，2015)。[5] 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创新投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除了大量专项科技创新政策之外，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政府纷纷将创新投入指标纳入政府工作目标。如从2000年开始，我国第十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常被简称为“十五”计划)将“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纳入政府工作目标。之后的五年规划不断陆续增加创新发展目标，如“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等指标。近年来更是进一步将创新投入等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文件，目的是从政治激励角度促使各级政府及官员加快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和落实。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从上至下的官员评价选拔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形成竞争，官员任期内的工作绩效直接影响政府官员的职业晋升(张军和高远，2007)。[6]因此，在有限而不确定的任期中，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地方官员会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合理配置自身的努力程度，通过公共财政和银行信贷等多种途径影响辖区经济活动，以实现任期工作目标并最大化自身竞争优势(王贤斌和徐现祥，2008；陈艳艳和罗党论，2012；徐业坤等，2013；张尔升和胡国柳，2013)。[7-10]现有经济学文献也通过严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发展行为的政治周期特征进行了考察，发现中国政府官员任期与地区公共财政支出、银行信贷配置和税收补贴等公共政策之间形成显著的短期非线性关系(王贤斌等，2013；钱先航，2012；纪志宏等，2014)。[11-13]而伴随着上述公共经济政策基于官员任期的短期调整变动，官员所辖地区的经济增长、信贷发放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也不可避免地留下政治周期烙印(李猛和沈坤荣，2010)。[14] 但关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活动——企业R&D投入决策，却鲜有文献从政治周期角度进行系统分析。与其他活动相比，R&D活动具有不确定性高、投资周期长的特征，还受到企业发展战略、公共财政和金融信贷等多种因素影响，这都使得企业R&D投入呈现不确定性。显而易见，R&D不确定性和长期性并不利于官员政绩的短期“兑现”。与GDP等指标相比，R&D指标与官员短期努力程度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随着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推进，当R&D指标成为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后，官员如何在任期内干预企业R&D投入?而这种基于任期目标进行的短期干预对于关乎企业长期发展的R&D决策有什么影响?企业在制定R&D投资决策时，又将如何考虑由当地政府官员任期变动引起的政策调整及影响?过往研究显示企业既可能担心官员任期引致政策不确定而减少R&D投入(Bernanke，1983；McDonald和Siegel，1986；Phillips和Zhdanov，2013)，[15-17]也可能由于R&D投入规模大、调整成本高，而抢在官员更迭之前加快R&D投资(Atanassov，2013)。[18]这些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竞争选举制国家的官员选举前后企业投资决策变动进行检验，针对我国的官员任命制条件下的相关政治周期研究目前非常缺乏。 本文基于政治周期视角，结合R&D的高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深入分析地方官员任期对辖区企业R&D投入的作用机制、实施途径及影响程度，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规律性非线性关系，并且进一步探讨政治周期对企业R&D效率及R&D产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完善创新支持政策体系以及建立基于创新驱动的官员激励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二、政治周期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分析 为探寻地方官员任期和企业R&D投入是否存在关系，本文以省级官员更迭年份为基期，描述了官员任期与地区企业R&D强度平均值的关系。首先将地区官员更迭年份记为0年(即官员上任第1年)，由于数据显示省级官员的平均任期大致为3年，因此我们将官员更迭年份分别往前后推了2年，即-2年至+2年的相对任期区间，并且计算了相应年份的全国各地区企业R&D强度的平均值。图1显示企业R&D强度在官员更迭前期和后期明显偏低，R&D强度平均值与官员相对任期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提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一)任期影响地区R&D活动的机制分析 1.地方官员影响辖区R&D活动的动机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