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053(2017)02-0217-13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注重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进出口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获得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知识不断积累以及资本投入加快扩张的同时，一些研究却得出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不断下降趋势的结论[1-3]。这种悖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源于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的高投入，认为技术进步的贡献较低且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并据此提出了中国高投入式增长方式的结果必然是技术进步速率偏低的论断[4][5]。的确，按照波特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中国经济急需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即从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变。但从整个中国经济不断强大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客观现实看，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否仅仅是“粗放的”和“低效的”，技术进步贡献是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呢?中国技术进步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和关键特征，并且这种特殊性和关键特征在不同行业之间又是如何体现的? 首先值得推敲的是，传统的以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技术进步的方法是否存在缺陷，因为这是导致学者们得出技术进步贡献较低且不断下降结论的主要工具。从技术进步的内涵看，它包括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和体现式技术进步两种形式①。而传统测算技术进步的方法，显然将技术进步与要素积累独立开来，隐含着要素替代弹性为1的假定，其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只包括中性技术进步，无法涵盖所有技术进步的范畴。实际上，技术进步并非完全以独立的形式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而是常常依附在资本品或者劳动投入中，且并非以同等的比例提高要素的质量。由于传统方法没有考虑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作用，其测算的结果显然会低估技术进步的作用，导致很多研究错误地得出中国技术进步贡献偏低且不断下降的观点。同时，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技术进步的机制有其特殊性，主要是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等方式实现技术升级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通常融合在设备资本投入之中[6-8]。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机制和环境的不同，即使采用相同方法收集到的数据内涵也不一致[9]。因此，如果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作用和中国技术进步机制的特殊性没有一个全面的考察，就容易得出技术进步速率偏低等一系列偏颇的观点。 综上所述，为了探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降低这一悖论的本质，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1)本文对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的传统方法提出质疑，揭示了中性技术进步的局限性，证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是有偏的，从而在测算手段上找出上述悖论产生的原因；(2)本文建立了包含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测算模型，为更加全面准确的衡量技术进步贡献提供了方法，从而给出了上述悖论的解决方案；(3)采用分类资产价格比值构建了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资本质量指数，不仅考察了制造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率，还对制造业细分行业技术进步的差异性和行业特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并尝试给出不同类型行业技术升级的路径。在当前制造业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动力转换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更加全面地考察了技术进步贡献及其行业特征差异，为制定更加有效的转型升级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1 假定前提：从技术进步中性到非中性 尽管Solow很早就将技术进步划分为非体现式和体现式技术进步两大类，但现有研究在考察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仍大多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即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技术进步。本文以为，这种方式混淆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概念，没有认识到全要素衡量的技术进步仅为外生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进而低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论证传统研究中技术进步中性的假定是否合理，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标准化系统方法，考察中国制造业各行业技术进步方向②。 图1是采用标准化系统方法对制造业各行业技术进步方向进行估计的结果③。其中，D为技术进步方向指数。D=0表示技术进步为中性，D＞0为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D＜0为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是偏向劳动的④。由图1可知，中国制造业各行业技术进步方向指数都不等于0，即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方向都是有偏的，且除纺织业、皮羽制品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的技术进步方向指数小于0以外，其他行业的技术进步方向指数都大于0，即大部分行业的技术进步都是偏向资本的，这说明以技术进步中性为假定来研究中国制造业问题是不合理的。实际上，除中性技术进步以外，技术进步往往会采用与劳动和资本相融合的方式，通过提高设备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水平作用于经济增长。那么，怎样才能更加准确的衡量中国技术进步的作用呢?本文以为这需要结合中国技术进步的特殊性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