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7)02-0173-05 按照康德1784年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的理解，启蒙运动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同时承认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尽管这里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但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即“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阐发自己对于历史哲学的理解时，一方面提出“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命题九)，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理解的“不成熟状态”同样始终有着清醒而谦逊的意识。他说，我们是否可以成功地找出一条这样一部历史的线索，需要留待大自然本身去产生出一位有条件依据它来撰写这部历史的牛顿式人物[1]。 康德以降的二百多年来，许多人作过尝试。黑格尔、孔德、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福山等人的学说，在不同时期曾激发起人们的热烈讨论，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位可以与物理学中的牛顿相提并论。与此同时，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思潮却前赴后继，持续侵蚀瓦解着启蒙时代以来人们逐步累积的希望与信心。不仅如尼采、卡尔·波普、哈耶克、米歇尔·福柯、海登·怀特、理查德·罗蒂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为人们提供了火力强劲的弹药，自然科学领域似乎也在为认识的不确定性不断供给更为强大的科学支撑，如相对论、测不准原理、哥德尔定律、多世界理论、混沌学。今天的历史哲学，境遇与物理学中的统一场理论类似，少数人面对一堆瓦砾，试图建立远古时代所梦想的通天塔。这种分歧，正说明了历史哲学至今仍处于不成熟状态。 历史哲学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沉思与探索。这种沉思与探索，始终伴随人类前进的每一个步伐。从远古时期的神话、巫术与宗教，到今日的各类知识体系，无一不是这种沉思与探索的产物。当然，要从整体上对历史进程进行所谓科学的描述，依旧困难重重。启蒙时代已知的各类尝试性解释，也是破绽百出。然而，主题的困难性以及已知学说的缺陷性，并不应当成为阻挡我们进行思考与探索的障碍。我们希望弄清楚的是，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在方向与方法上，是否误入歧途？ 一、科学还是宗教 在关于17-18世纪历史哲学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卡尔·洛维特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1949年，卡尔·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对于以进步观念为代表的启蒙时代历史哲学作出批评，认为其是对基督教神学教条的拙劣仿效，因而蕴含着自我解构的逻辑。洛维特说，“历史哲学”这个术语表示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这样理解，则一切历史哲学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神学，即依赖于把历史看作救赎历史的神学解释，但这样一来，历史哲学就不可能是科学[2]4。洛维特还特别对“未来观”进行了驳斥，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预见未来是不可能的。“现代人，如果他不迷信的话，却不相信任何指导，既不信任命运的指导，也不信仰天意的指导。他自以为能够由他自己创造未来。他之所以把未来看作是不可认识的，乃是因为他要自己创造未来。”[2]16 洛维特其论证，与卡尔·波普类似。在二战期间完成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著作中，波普认为人类未来的命运受到知识支配，知识是不确定的，因而未来也是不确定的。我们既可以写一部进步的历史，也可以写一部衰落的历史。 1966年，汉斯·布鲁门贝格发表《现代的合法性》，对洛维特的观点提出挑战。布鲁门贝格认为，进步观念的产生，并非源自基督教中的弥赛亚降临预言。恰恰相反，正是在基督教与世界关系的巨大危机中，科学方法的累积效应与现实世界的发展过程，才使得进步观念深入人心。现代性不是基督教模式的变型[3]。 将科学与宗教进行对立，是长期以来被广为接受的历史解释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古希腊人的科学思维，在基督教兴起以后受到抑制。文艺复兴以后，宗教的衰落是科学兴起的前提条件。洛维特与布鲁门贝格的解释，均没有摆脱这个框架。其实，早在此前，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就提出科学与宗教并非完全对立关系，科学发展本身亦得益于宗教的思维。 2015年，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哈里森在《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一书中，对这种陈词滥调式的历史解释模式提出了批评。哈里森认为，对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立性理解，主要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看法。在17、18世纪，二者之间的关系远非传统解释所说的那样紧张。在这个时代，人们对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宗教甚至都没有形成固定的与统一的认识[4]。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在17-18世纪，科学进展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教徒，而不是无神论者。即便在通常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教会也主要是科学研究的推动者，而不是压制者与妨碍者。被誉为实验科学的鼻祖弗朗西斯·培根，在提出科学的目标时，明确提出“服务于神的荣耀”，以及“增进人类的福祉”。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也提出“这个最为动人的太阳、行星和彗星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的设计和统治。”“一切物体都包含在他之中并且在他之中运动；但却不相互影响：物体的运动完全无损于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也不阻碍物体的运动。”[5] 哈里森的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哲学的起源，是一种有益的参考。其实，历史哲学并不会因仿效宗教而是一种非法的存在，也并不会因对宗教的抛弃而获得一种合法性的存在。否则，虔诚天主教徒维柯在《新科学》中交织神意与人为的叙述，将变得令人费解。要紧的是，这种新的解释方式，在方法与主要目标上，毕竟与宗教的理解有所不同，而非迥然相异。事实上，正是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出现，特别是弗朗西斯·培根与伽利略、牛顿等人的伟大贡献，才刺激了17-18世纪历史哲学的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