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7)04-0090-09 郭嵩焘最被后世史家所重视的一段经历，即其出使欧洲的思想历程，这也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对该时期的研究从民国以来即受到高度重视，且多少有趋同倾向，目标是确认郭嵩焘作为先觉者或进步的中国人在近代中国变革历程中的位置，①更多强调郭嵩焘相对于同时代士人的超前性与特异性。郭嵩焘身前谤满天下，以得到百代千年后的理解自期，②一个多世纪后的研究者对他的这种历史理解，想必也会令他感到某种安慰。 不过，这种研究思路有两个问题：第一，历史解释中的目的论问题，郭嵩焘被赋予的地位，是按照中国必须进行现代化这一需要而安排的。以这一目标，郭嵩焘的各方面思想被放入进步—落后光谱上的某一位置，目标是在一个进化序列中确定他思想的性质与相对价值，③而郭嵩焘思想得以发生的内在脉络以及思想整体的内在逻辑，则被相对忽略。即仅关注郭嵩焘所得出的结论，而相对忽略其得出这些结论的思想过程与内在逻辑(在这一点上，痛恨他的清朝士大夫与推崇他的后来者是类似的)。第二，关注郭嵩焘以其思想视野所发现的东西，而相对忽略他这一思想视野不能看到(或不愿看到)的东西，更少探讨这一忽略的思想意涵。因此，不易把握郭嵩焘的思想特质，也不易对晚清人的思想处境有贴切理解。 郭嵩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出使之行，发生于英国霸权十分强大，其世界秩序看起来仍非常稳固的1880年代前夕。郭嵩焘，在英国军舰近乎隔离式的保护下抵达伦敦，一路经过香港、南洋诸岛、科伦坡、亚丁、马耳他以及直布罗陀，这实为一条象征英国权势与文明的地理链条。由此，他直接遭遇了以殖民秩序为外部基础的英国世界秩序。而这种旅行所带来的时空转置，为他提供了某种萨义德意义上的理论旅行④的机会。 本文试图将郭嵩焘的出使日记放在晚清理学与19世纪殖民主义的双重脉络中，予以把握。此时，英国拥有毋庸置疑的霸权，而中国则位置边缘(虽然当时大部分士人仍不自知)。当郭嵩焘出使时，他已年近六旬，世界观与历史意识早已成型，对英国也已有认识(庚申之变前，他就在僧格林沁军营，对英国的力量有直接体验)，赴英这一前所未有的旅行机会，则给他提供了展示这一历史意识与世界观的机会。在这种意义上，郭嵩焘写作的所有文本，不管是在出使前已基本写定的《礼记质疑》等，还是在旅欧期间写作的《史记札记》等，均与其出使日记具有同等地位，简言之，以经学为核心的郭嵩焘的学问整体，都参与了这一思想旅行的线路与议程。它们以互相证发的关系，体现了郭嵩焘对自身所处的“当代”的理解。 当然，郭嵩焘的思想是复杂的，本文不可能探讨它的所有方面。笔者将围绕“英国殖民秩序”⑤这一郭嵩焘的“当代”问题，放在其整体思想世界中予以观察，分析探讨其洞见与局限，希望以更为内在视角的方式，探讨晚清思想与19世纪西方思想的关系。⑥ 一、天理与文明世界的“开辟” 作为理学家，郭嵩焘所信奉的是天命主导的自然秩序论。“天生万物，散布觳列而礼之，秩叙行焉。以天道言之，降于人者曰命，所谓天命之性也。五官百骸，无爽厥职，一皆天命之惇叙。以人事言之，降于下者曰命。所谓天命有德也。政教刑赏，无旷厥官，一皆天命之凝，承太一者，即所以立天之道也。”⑦如此则礼即为体现天命的自然秩序，万物各有其分与职，而又神秘地同为一体。 在郭嵩焘看来，这种自然秩序论绝非压制性的，而是基于共同的对天理的“应”。“存谓体验于性功，乐谓发挥于事业。存者持守其视听言动之常；玩者颐习其秩叙经纶之用。此明君子之行礼，涵养有其本，推行有其宜。存之而为天地不易之经，序之所以定也；玩之而为人心自然之应，治之所以顺也。”⑧发于自然的顺应，实为统治得以可能的前提。礼乐为共同体内人群的交接，“由家国天下之治乱，而推极人之一身，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义。制礼以节事，修乐以道志。事之所函，而措诸德业，皆礼也；志之所显，而发诸声容，皆乐也。君子之人达，达此而已……与人，为与人相交接。礼乐由交接而生，君子应人接物，一依于礼乐。万事万物之施行，皆一身之节度也。”⑨如此则观于一人之身，见其斯须不可去身之礼乐，即可见治乱兴亡之机。可谓一种预言性的历史认识论。⑩ 在郭嵩焘看来，此种“一身之节度”，为文明的自修之德，而天命则表现为文明的德业，内外交养，既有自修之德，又有及人之功。郭嵩焘释《礼记》“天地始肃不可以赢”，则曰：“方氏悫云：‘阳道常饶则有余而赢，阴道常乏则不足而缩。’意谓阴道不可使有余。而所谓有余不足者，气也，非事也。其言终无归宿。《玉篇》：‘赢，滥也’。凡物盈而散之于外，曰溢。赢只是发舒之意。阳气长养，故主发舒；阴气闭塞，故主收敛。不可以赢，即敛啬之意。起居行政皆然。”(11)故天道以养为德，其意为发舒，为阳气的活动。 对万物创生，郭嵩焘则保持着儒家式的淡漠。他承认文明开辟之前，天地已生物自若，(12)在英国观看上古动物标本时，也会感慨“天地生物之奇理”。(13)但他对文明开辟之前并没有特别兴趣，他说：“人为万物之灵，开辟以前，生人甚少；高山深林，猿猿[猱]主之；平原大泽，牛马主之；一有人迹出于其间，则牛马可服而乘，猿猱可驱而逐也，是以谓之人主事也。”(14)自然，“人主事”的时代是他最为关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