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大陸共計存有十九所教會大學，其中的十六所是由新教教會創辦的，另外三所則是由天主教會所辦。從這一狀況上說，基督新教教會在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歷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國社會近代化轉型的背景下，教會學校當時面臨着兩種處境：一方面，中國近代的學制、學位、學科、教員錄用標準、學術評價體系、教學研究方法等，多仿自西方、西制、西學，即中國教育體系特別是高等教育體系的近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追慕西方的西化過程；另一方面，中國近代又是一個以抵抗外國侵略、爭取民族解放、獲得國家完全獨立爲主調的時代，是一個激烈泛化抵制西方物事人文捍衛中華傳統的時段——在列強對華侵略不斷加深、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誰反帝最堅決、最徹底，誰就能最大程度地喚起民衆、贏得人心。如此一來，追步西方變成了抗拒西方，與西洋化相偕並進、糾纏不休的是中國化的強調凸顯；在西化色彩最濃鬱的高等教育領域，受西方影響最深的新式知識分子群同時又是中華民族獨立運動的先知先覺領導者。個中顯示出的中與西、內與外、我與他之間的莫大矛盾糾結，使得歷史在這種抵牾中逶迤前行。 一 西化先聲：來華教士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創議 大學制度源於歐洲(儘管有學者認爲，中國古代的“太學”等亦是世界最早的大學，但其與近現代傳續下來的大學仍有較大區別)，最早出現在12世紀的意大利和法國，以波倫那大學和巴黎大學爲代表。其後，流行於歐美各重要國家。它與中國傳統教育體制區別甚大，中國舊式教育資源不足以爲近代型的高等教育提供範本。而那時，能夠補此缺陷不可多得的資源便是來自西方的基督教士，他們是那個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創議多出自西方在華教士，因其瞭解外域，多有大學經歷，故在此領域有較多的話語權。較早對西洋學制特別是高等教育體制進行介紹的是德國教士花之安(E.Faber,1839-1899)。他1858年考入巴門神學院，在此入禮賢會，有志於海外傳教；先後赴巴賽爾大學、圖賓根大學進修①，又獲耶那大學神學博士學位②；1864年9月11日，受差會委派前來中國，是來華西士中頗具理論研究深度和熟悉中國古典文化的哲人。③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他出版《德國學校論略》④一書，是論述近代西方教育制度的漢語開山作；翌年，他將書中的重要論點刊發於《教會新報》，使之傳播範圍更廣。在論著中，他以中國人容易理解的言詞介紹了西方學制：初等教育機構是“鄉塾”；中等教育機構是“郡學院”；高等教育機構則分爲三種：一種是“技藝院”，專重基礎學科，類於綜合性“大學”(university)；再一種是“格致院”，類似於專業“學院”(college)，如工學院、“農政院”等；還有一種是“仕學院”，是培養從政者的專業院校。由於後者與中國科考官吏養成所的書院功能相似，故花氏又詳爲介紹：仕學院“意在干祿者，必須從仕學院學習方能出膺民社。此院所學以拉丁、希利尼(希臘)話爲最要……外此則猶須學古羅馬、希臘歷代群書，與各經之大略者。另須學本國及法國之語言、文字來歷，萬國地理、圖誌，格物略論、本國詩書略論、書畫法格”。⑤隨着近代工業社會的到來，勞動部門的漸次分工細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分枝散葉，近代型大學很重要的特點便是學科專業的不斷精細劃分。花氏著述在這方面爲中國人打開了觀看世界的門扉。 美國北長老會士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也是較早向中國介紹西方教育的人士。他於1863年(清同治二年)來華；1865年，在登州創辦“文會館”，即齊魯大學的前身。在1877年(清光緒三年)的基督教來華差會代表大會上，他多次發表議論，認爲基督教教育的目的，不僅在培養低層次的本土教士，更重要的任務是要培育高級人才，再由這些享有社會聲望的教會華人領袖將西方的優秀理念轉承傳播，方纔易於華人受衆接納。因此，他呼籲必須將教會學校的水平提升到高等教育層次。⑥這是來華教士中較早提出在中國創辦高等教育者。1881年(清光緒七年)，他在《萬國公報》連載四期《振興學校論》，從創建近代學科的角度，提出中國應該建立“實學”，抨擊中國的傳統教育太狹窄不實用，認爲教育的內容與範圍應該擴大充實，特別是在經世致用的“實學”領域，使受教者知道“日月起落之故，氣機生力之源”，也就是要學習自然科學和新技術科學，建立包容面廣泛的近代學科體系。⑦也是在1881年，他向美國差會總部提交了要求把文會館升格爲大學的計劃書，準備率先探索在中國發展近代高等教育的路徑。⑧狄考文提出，應結合中西來制定中國自身的新學，“察泰西諸國用以興學校之法，大同小異，然爲中國計，不能全以西法代之，衹可隨勢變通而已”。⑨不完全照搬西學，而是根據中國國情來有選擇地學習西方，引進西學的同時不廢中學，導入近世的同時不棄傳統，此見識在當時來華西人中明顯高出一籌，也易被中國人接受。其所設計的學校體系是：基礎教育曰“公學”；高等專科教育曰“特學”，“即醫學、律學、道學，此外尚有樂學、礦學及兵法學等”；將各門特學總合便是“總學”，也稱“大學房”⑩，即綜合大學。後來，狄考文上總署書中提出的總學堂，其實早有背書。 甲午戰後，因中國敗於“蕞爾小國” 日本，民族危機空前，亟圖尋求新方以救。傳教士也乘緣而起，疾呼改造中國，其中的重要議題便是改革中國的舊教育制度，仿照西方模式創建新教育制度。僅在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僅在教會創辦的《萬國公報》一個刊物上，教士們就相當集中地闡說了中國新式教育西學東漸的問題。那個時期，該刊的每一期都有文論談及此。1895年12月至1896年4月，美國監理會士林樂知(Y.J.Allen,1836-1907)連載文章，提出“變通之道當以育才爲本”(11)，而中國教育“依然前代遺風，桎梏其形骸，拘攣其手足”，舊知識已明顯不適於新處境，傳統學問已無法挽救當下中國，“爲問今之華士，能通轉輸之路，廣貿易之經，興物產之菁華，辨人工之良苦，使商人榷三倍之利乎？”中國傳統社會奉行“士農工商”的結構序列，士是四維社會之首，而結果是“士一無所能矣”。(12)舊狀不容延續，新制必須速建，賴何而建，便是西方的教育制度，“按照西塾中通行常例，由幼學入大書院，由總學而分專門各家”，即“大書院”是從初級到高級的縱向來說，“總學”則從包羅各學科的廣度來論。(13)還是在1896年的1月，美國長老會士李佳白(R.Gilbert,1857-1927)陳言，應着手在全中國建立成龍配套的教育體系，即在各府、州、縣建“蒙學館”和“中學堂”，在省會建“大學堂”，在北京設“總學堂”。(14)同年8月，美國教士衛道生(J.E.Williams,1871-1927)也撰文提出創辦新學的主張(15)；9月，美教士福開森(J.C.Ferguson,1866-1945)撰文，深究富強中國的本源在於學習西學(16)；11月，英國教士甘霖(Q.T.Gaudlin)建言，中國應模仿西方廣立學校(17)。這些文章詞異意同，皆力圖探討中國積弱根源，又無不開出引入西學的救世藥方；但又不僅僅是西學，還要引入西制，從學術層面遞進到制度層面，從單個領域延擴到各個領域，就是全盤引入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其實，“西學”在中國自來便是一個泛化概念，不局限學問，而蘊涵西方值得國人學習的一切。但保守人士試圖縮小限制其範圍，傳教士卻力圖盡可能擴大其涵蓋)，其中首先是教育制度，就是效仿創建新式(西式)的教育制度。而在首都創建中國最高學堂的聲息，雖說是衆說紛紜，卻已翕然可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