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西“两便”：传统时期城市粪溺处理 在中国悠久的农业经济传统中，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里的“吃喝拉撒睡”与农业和乡村生活密不可分。“拉撒”即排泄方式，与粪肥农业紧密关联。人的排泄物从城市“生产”到乡村“施用”，形成一个系统。 这种以人粪作为肥料的农业生产传统使城市的粪溺成为一种商品，粪溺业作为一种谋生的行业，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朝后期来华的葡萄牙人克鲁斯记录了广东的人粪买卖：“甚至人粪也得到利用，需要用钱购买，或用蔬菜交换，并且要上门掏粪。他们要付钱或付相等价值的东西，对方才允许他们打扫厕所。”在上海，“同东亚的习惯做法一样，城市的粪便和垃圾被小心地储存起来，出售给承包商，他们承担运走粪便、并把粪便卖给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的任务，得到少许的酬劳。”①在天津，据《大公报》记载：“报告称津郡春秋二季粪秽出境，每岁约三十万石，每石一百四十斤……查每船运粪平均约三百石，值年景好时，运出船不下八九百只之多，此运销粪秽之大概情形。”② 与亚洲传统观念有所不同，欧洲则是把城市粪溺作为一种生活垃圾来看待。在西欧的早期城市管理中，政府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粪溺置于城市范围之外而不污染人居环境，“中世纪城市处理粪便的方法是把它倒入河中，埋进坑里，或用船运出城外。那个时代的人们更看重便利，而不是健康。”③缺少了经济利益的诱惑，传统时期西方城市的粪溺处理并不比东方城市高明，甚至还有所不如。虽然早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城市排水系统和下水道建设，但直到19世纪前的西方国家“城市居民处理人体排泄物的方式与前人毫无二致，他们经常将这些排泄物从窗口倒到街上……欧洲城市的居民们保留了罗马时代的习俗，将夜壶倒往窗外以处理其‘内物’”④。“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街道成了垃圾场。巴黎人长期习惯于在杜伊勒里宫花园‘一排紫杉树下大小便’；瑞士士兵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以后，他们就到塞纳河两岸去方便，于是塞纳河畔既不雅观又臭不可闻，这是路易十六治下的景象。”⑤ 但在经过工业革命后，欧洲城市人口的剧烈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卫生问题，尤其是瘟疫的产生，也直接催生了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卫生改良运动，“公共卫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英国以国家为主体干预公共卫生的历史开始于1838年。”⑥一系列《公共卫生法案》的出台和地下管道、抽水马桶的建设及运用，使得城市粪溺处理也借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待至19世纪晚期，马桶的黄金时代已然到来。一时间，每个人满脑子尽是马桶。设计师们开始迫不及待地将抽水马桶写进建筑计划中。”⑦人类的排泄物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被水冲进了下水道，再经过地下管道排入城外的河海中，几乎同时掩盖了粪溺与味道，做到了销声匿迹、一干二净：“一个对身体的自然机能憎恶有加的社会，才可能研制出一种将其产物清出视线的有效而隐蔽之法。”⑧ 而这时候的中国城市在西方人眼中就变得“可怕”起来：“排水设备向来残破不堪，仅由几条贯穿于城里各处、倾倒垃圾的硕大沟渠组成。而所有的沟渠早已淤塞不通，虽然每日都有潮汐涨落，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不过这是对基督徒的鼻子而言，当地人似乎对此浑然不觉。”⑨如帝都北京，“以我所到过的地方而论，街中虽然未必比北京好到什么地步，然而总不至像北京这样肮脏，满街路都是屎尿。”⑩曾在华传教行医多年的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对上海的卫生状况这样评论：“在外国人看来，它的公共卫生平均水平让人吃惊……城市和沟渠卫生清洁管理条例也没有……此外，下水道系统也非常不完善，排水沟简直成了一个污水池，经常发出阵阵恶臭，污染空气。”(11)同样，在天津“人们有着把尘介污物等几乎不选场所地随意放置的风气，平常住在海河沿岸的居民把夜间的污水、尿水等随意倒入海河。”(12)清人唐尊恒的《竹枝词》对此讽刺道：“水波混浊是城河，惹得行人掩鼻过。更有矢遗满街路，须防鞋上踏来多。”(13) “事实上，中国人在这三百年间并没有徒然变得比以前肮脏不卫生……他们仍然善用粪便。”(14)正是由于“善用粪便”，他们没有像西方那样把粪便“放逐”于地下，不仅如此，在中国中药中，粪便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良药，对于粪便人们往往冠之以“人之遗者，人中黄也；人中黄者，人之遗金也。”中药“金汁”就是将收集来的粪便，经多道工序后埋入地下至少一年形成的中药。 因此在东方传统城市，“粪便”得以堂而皇之的在居民面前进进出出，在城市大街小巷随收随走。虽然城市中也有排水系统，但这种排水往往专注于排洪泄涝这种关系城市存亡和居民生死的大事，而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人体排泄自然难入市政工程的法眼。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善用粪便”也减轻了城市中类似的排泄工程的负担，一种纯粹的自发的人力劳动代替了本应该有规划的城市建设的必要“部件”，也使得东方粪溺处理一直保持原始的城乡交流方式，历经千年而“粪声依旧”，响彻大街小巷的粪车和粪夫的吆喝声在中国城市中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生产生活方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致如故，尽管此时的城市基建如此发达，从下水道排出的“粪便”仍然为数不多，“据1976年统计，全国粪便为农业提供了全部肥料的1/3以上。1980年，中国城市年产粪便3 300万吨，其中约90％被运往农村，流入下水道的不足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