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海南岛未沦为法国租借地背后的英法博弈

作 者:
肖玮 

作者简介:
肖玮,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肖玮(1970- ),男,湖南湘潭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国史、中法关系史。

原文出处: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英法两强在中国南部直至印度支那半岛的广大地区激烈角逐。中法战争之后,法国彻底征服越南,开始垂涎隔海相望的海南岛。甲午战争之后,为扭转和英国竞争中所处的劣势,法国派人考察海南欲行占领。英国出于维护自身在南中国的巨大利益不受法国威胁的目的而对此提出反对,清廷也并没有妥协,法方最终只得作罢。海南岛最终未落入法人之手,决定性的因素乃是英法之间的相互制衡。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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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2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7)02-0087-10

       海南岛面积与台湾相差无几,地扼南海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近代以来中国两大岛命运殊异。台湾明末即被荷兰、西班牙殖民者霸占,幸得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至19世纪后半叶,法国曾在中法战争期间进犯台湾;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与日本。海南岛虽早在16世纪即为西方人所知,后尤为法国人所觊觎,但最终并未如台湾般被外人侵占,其中原委不可不查。中法战争之后,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彻底征服,邻近的海南岛战略地位凸显,引得法人垂涎三尺,志在必得。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颓势尽显,四面楚歌,列强蜂拥而至欲行瓜分豆剖之事,法国于是迫不及待地向清廷勒索海南。当时清朝国力衰弱,根本无力与西方一等强国对抗,海南有沦为法国租借地之虞。但由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从香港向西扩张,海南的地理位置处于法、英两大殖民势力中间,若落入法国之手必将破坏二者之间的战略平衡,英国绝不会坐视不理,这和暹罗的(今泰国)情况类似。暹罗未沦为英、法殖民地的原因,并非以它的实力能够对抗其中任何一个强国,而是英法力量博弈所致。如英国地理学家道比(E.H.G.Dobby)的名著《东南亚》(Southeast Asia)一书中所言:“在邻近地区都遭到欧洲人殖民奴役之际,泰国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维持独立的国家。但在这个普遍受奴役地区,泰国独立的意义,表面大于实际,因为它原是作为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地利益与在缅甸及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利益之间的缓冲国而存在,它的独立是受到殖民者的‘容忍’,而不是依赖自身力量的支撑。”①

       无论是传教抑或考察探险,本质上都是受占有之心的驱使;法国人觊觎海南岛的目的,实为欲夺取战略支点,在与英国人的对决中占得先手;但法国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要看与老对手英国的博弈结果如何。当然这只是大英殖民帝国和法兰西殖民帝国全球争霸的一个局部,除了远东格局,中东、近东、非洲,甚至是万里之遥的欧洲局势都会影响它们的相关战略决策。笔者试从西人对海南岛的了解开始,进而回顾法人对海南岛的细致考察,最后剖析决定海南岛命运的英法博弈过程,侧面揭示晚清边疆危机后大厦将倾的危局。

       一、早期西方人对海南岛的初步了解

       史学家邵循正的代表作《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开篇即述:“欧人在亚洲政治经济势力之前茅,厥为宗教。葡、西、法诸国与安南初期之接触,全赖罗马教士。”②此结论同样适用于海南。据我们所知,第一个到达海南的西方人是一位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加戈神父(P.Gago)。1560年他从日本赴印度,被风暴抛到海南三亚,他被带去见官,几个月后被送到澳门的同胞那里。③虽然他“到海南是因为风暴的缘故误入海南,他并没有在海南传教,并且当时中国沿海的禁教政策也不允许他传教,故可以排除他在海南传教的可能”④,但他还是留下了对海南岛的观察记录,比如“这块土地的原住民过着粗野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服装短小,头上戴着两个角,有一个棕榈叶的长度,像公牛头上的两只角;他们把额顶剃得闪闪发亮。人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人说守护神以某种动物的外形向他们显灵,他们采用这个象征向其致敬”⑤。

       1657年成功抵达的聂仲迁(P.Adrien Greslon)及傅沧溟(P.Jean Forget)神父是最早登上海南岛的法国人。全靠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神父(P.Schall)的一封信,傅沧溟神父在1659年收回琼州的住宅,曾经命人占据房屋并放言再无归还可能的地方长官,被迫屈服。同一年,神父在同一地方建造了一座教堂,但他1660年10月9日去世。⑥事实上,“这时的法国传教士隶属于葡萄牙所控制的耶稣会,因而他们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势力”⑦,巴黎异域传教会(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de Paris)成立于1659年,“它的创立得到了罗马教廷和法国的双重支持,除了以传教为己任外,这个全部成员皆为法国人的新组织也为法国的海外扩张服务”。⑧至1850年派遣“马逸飞(R.P.Mailfait)在现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岭门建立了天主教会。此后,随着法国在东南亚一带的殖民扩张,海南岛也成了法国天主教的重要工场,中心设在海口”⑨。

       另外,法国神父拉伊尔(P. Lahier)曾于1645年出版了葡萄牙耶稣会士嘉尔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日本教省纪事》(Relation de la Province du Japon)的法译本,其中对海南的描述应该是早期法国人关于该岛的重要信息来源:“中华大帝国的岛屿不可胜数;但依我看来海南岛是所有岛屿中最大的……它的长和宽差不多,直径50古里;正因为它好像是圆形的,所以舵手们以为它比实际上更小……它非常富饶、美丽和充满乐趣,但欧洲人对它了解得非常少;他们也很少对它做出评价。该岛十分盛产茂密阔叶的树木,特别高大;它全年都出产果实……土地出产大量的稻米……不论家养的还是野味的肉这里同样丰富……鹿、野兔、家兔、熊(其胆汁对于治愈炎症和消解脓肿极为有效)、母牛、公牛、山羊、猪和母鸡在此岛为数如此众多,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比这里更加富饶的地方。这里的海中满是所有品种的鱼,您可以说大海为它提供了所有种类以及异常丰富的鱼。人们在这里同样会捕到大小各异价值高昂的珍珠:这里并不缺乏金银矿,但禁止开采,尽管如此,金粒流落到河里,人们由此推测山中有优质的矿脉。”⑩作者认为海南岛是居民非常友善的人间乐土,“一位具有道台(Tutan)头衔的官员驻在这座城市(首府的),相当于总督,高于其他官员和军官,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习惯进行统治”。至于居住在岛中部山区的原住民,同样有“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治理方式……大概他们像野兽一样生活在这些森林中,将花朵和稻米混合着吃,各种野生果实都吃,所有食物都用蜂蜜浸渍,他们在这些森林里有取之不尽的蜂蜜”。(11)作者相信,“在他们之间和以他们的方式,这些野蛮人是文明的。这个事实应该令欧洲读者高兴,文艺复兴的清风曾经拂过他们:和在古罗马一样,海南的土著人尊重并服从年长而有威望的妇人的命令,如果这些野蛮人之间发生某些争吵和纠纷,必须要用武力解决,当一个女人遇到这种情形,会向双方下跪,他们被迫停止任何冲突;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这个女人就开始叫喊,所有人都聚集过来,扑向这些殴斗者,不断地冲向他们直至将其全部屠杀,由于他们没有遵从年长妇人的跪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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