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E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7)02-0055-13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至十月初，日军兵锋直逼大连、旅顺，京师告警，人心惶惶。清政府急谋应对之策，遂于初五日诏设“督办军务处”(史料中有时简称“督办处”)，以恭亲王奕为督办大臣，“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其节制。①从谕旨措辞来看，督办军务处是一个名分很高、权力很大的机构，在甲午战争中很可能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又是一个十分神秘的机构，《大清会典》《清代续文献通考》《清史稿》等典章史料，均不见有相关条目；今人著述中，也未见专门研究。所以，不仅其在甲午战争中的真实作用难以评估，就连其建置、职官、衙署、经费等基本情况，也无从知晓。鉴于此，笔者查阅、收集了一部分相关的散碎史料，目前虽不足以全面分析该机构，但大致能呈现其概貌。谨将有关研究叙述如下，以就教于前辈方家。 一、督办军务处的由来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传统政务中，军务是最紧迫、最敏感的大事，历代统治者对它的处理也最为慎重。清代雍正朝专设军机处“筹办军务”。②凡军事活动，事无巨细，皆汇总、筹议于此，从不假手于其它机构。所以，清初以来处理“军务”本有专司，也有一套成熟的处理程序。而甲午战争时，清政府之所以要打破定制，另设“督办军务处”办理军务，其原因十分复杂，不得不追溯到10年前的“甲申易枢”。 当时，慈禧太后推倒整个军机班子，重组军机处。“易枢”之前，军机处由恭亲王奕执掌，另外4名大臣宝鋆、李鸿藻、翁同龢、景廉均系其多年僚属，共事颇为融洽。这套班底形成于“辛酉政变”后，前后支配同光政局20余年，一度成就过“中兴”局面。“易枢”之后，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领班，以孙毓汶执掌实权，另外3名大臣分别是额勒和布、张之万和阎敬铭。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这次易枢的实质，是由“醇党”代替原先的“恭党”执掌朝纲，是慈禧和奕多年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对于这次调整，朝野反应相当一致，认为新的军机班子，论才能、论威望远不足与原有军机班子相匹敌。故“易枢”消息一出，舆论大哗，许多官员要求慈禧收回成命，恢复以奕为首的军机处。但慈禧非但不予采纳，而且还使用严厉手段打压清议。③ 从甲申到甲午(1884-1894年)，以世铎、孙毓汶为首的这套军机班子，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留着。这10年间，孙毓汶等人处处唯慈禧马首是瞻，因循时日、得过且过，于军国大政谈不上有何作为。这种做法一方面赢得了慈禧的欢心，另一方面也招致清议的不满。揆诸这一时期的舆论，孙毓汶等人口碑极差，不孚众望。④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朝鲜交涉发生，孙毓汶等人毫无能力驾驭当时的局势，一心把希望寄托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周旋。而李鸿章则把希望寄托于列强的调停。两者在战前均无实际作为，坐视局势一步步恶化。这一时期，严峻的危机刺激了士大夫的御侮之心，原先被压制的清议现在很难再被压制下去。言官们重新活跃起来，围绕“和战”问题纷纷上奏，在此过程中，军机处的无能成为他们抨击的重点。对年轻的光绪帝来说，这些饱含激情的奏折很有煽动性，不能不对其产生一些共鸣。首先，世铎、孙毓汶为首的这套军机班底，是光绪帝亲政前慈禧代为确定，并不是光绪帝本人的选择，他对这些人谈不上有多深的信任。其次，在对日交涉过程中，孙毓汶奉行妥协路线，这也与光绪帝的主战意向相悖。⑤言官弹劾中枢既久，更加剧了光绪帝对孙毓汶等人的不满。 六月十二日，日本发出第二道“对华绝交书”。对中方来说，是和是战已经到了最后决断关头。但此时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均不愿承担主战或主和的责任。六月十三日，由总署领班大臣奕劻出面奏请，“简派老成练达大臣”数名，共同会商朝鲜问题，试图减轻自身压力。这对光绪帝来说，不失为改组中枢的一个好机会。他当天即允准奕劻所奏，着添派翁同龢、李鸿藻两人“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朝鲜事务)之处，妥筹具奏”。⑥翁同龢当时充上书房师傅，是光绪帝最为信任的重臣；李鸿藻系清流领袖，在言官中享有很高威望。这两个人选，首先体现出光绪帝希望在新的决策班子中强化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对“清议”的重视。从这天开始，清廷的政务处理程序发生重大变化，朝鲜事务从常规政务中分割出来，交由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和翁、李二人组成的“联合班子”单独讨论。⑦换言之，此后涉及中日交涉的问题，不再由军机处办理，改由上述“联合班子”办理。故六月十三日之后朝廷有关中日问题的重大决定皆是根据该“班子”的会议结果做出。七月一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该“班子”继续保留，涉及战争的事务仍被分割出来交其商议，最后以“奏片”形式交光绪帝定夺。这样一来，自甲午战争之初，清政府决策军务的方式和程序就与此前有别。此时的军机处，其权限要小于以往；其处理军务的程序，也要比以往复杂。光绪帝在战争关头打破常规，不将“军务”交“军机处”单独处理，反映出他对军机处的不满。不过，以他当时的权力而论，其尚无力量更换慈禧为他确定的军机处阵容，只能以“联合班子”这种变相方式来强化自己的意志。 这种做法用心良苦，但并没有让清政府的决策中枢变得更加有效。七八月间，清军在战场上一败涂地，陆续丢失平壤、义州、鸭绿江等战略要地。严峻的局势进一步加剧了清政府的内部矛盾。一方面，以孙毓汶为首的军机处继续饱受抨击；另一方面，朝臣中要求起用恭亲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八月二十八日，南书房大臣李文田、陆宝忠等联衔上奏，请求令恭亲王“仍值军机参决谋议，再以公忠体国之阁部大臣一二人佐之。”⑧此处所谓“公忠体国之阁部大臣一二人”显指户部尚书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其意就是恢复“甲申易枢”前的军机班底。李文田等人的奏折当天交由光绪帝请示慈禧定夺。慈禧的反应十分激烈，当即予以拒绝，其语气“如水沃石”。⑨当天的上奏失败之后，李文田、陆宝忠等人不折不挠，迅速策划新一轮攻势，鼓动徐桐等重臣出面奏请；文廷式、张謇等“清流”势力也四下奔走，邀请更多官员连衔上奏。⑩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慈禧不得不做出妥协，九月初一日，她召见了奕，著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11)这一安排可谓处心积虑：在派给奕的两个差使中，总理衙门的成员此时全是慈禧近10年来所提拔的班底。奕虽奉旨管理该衙门，但支配不了慈禧的这套班底，其实只有“管理”的虚名。“海军事务”一向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手操办，海军衙门大臣并不能染指具体事务。奕唯一能参与决策“军务”的途径，是通过上文提到的“联合班子”。他作为总理衙门大臣，可以参与这个班子的会商，对战局发表意见。但在这个庞大的班子中，奕只是会办大臣，并不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所以，慈禧的安排看似重用奕，其实没有给他任何实权。这样的任用，虽然可以暂时平息“清议”的骚动，但时日稍长，朝野还是能看出奕在战局中形同旁观的尴尬角色。九月间至十月初，清军在战场上频传噩耗，战火已烧到中国本土。危急的形势导致新一轮政潮：许多官员视奕为救星，急切希望他能主持战局、扭转乾坤。部分重臣也持这种心态。十月初三日，翁同龢在内廷邂逅奕，乃“痛哭流涕，请持危局”。(12)十月初四日，步军统领荣禄奏请让奕“总理军务”。(13)当天，奕劻也在慈禧面前力陈：“恭亲王宜令督办军务”。此时，慈禧只好再次妥协，同意奕“督办军务”，称“明日降旨”。(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