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谓“自己相信自己”[1]，相对于相信他者而言，有个体自信与社会自信之分。人的社会自信实则相信社会，既是自信也是他信。价值观文化关涉多种学科。古人所说的“人无信则不立”，其价值观意义应从经济、政治、法制、文化等多个角度理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属于社会自信范畴，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典精神，借鉴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建设的有益成分与经验，总结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的智慧结晶，其实质内涵是相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价值观。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既是倡导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前提，也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前提和最终目标；既需要实施关注民生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方针政策，更需要引导人们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在全社会建构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优秀品质的认知维度。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基础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创立又被接连颠覆的事件都发生在有着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这些重大事件，一方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预言①，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而又不可回避的重大历史课题：社会主义国家当如何传承本国优良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并借鉴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有益成分，创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进步之客观要求的价值观文化?因此，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意义上，认知当代中国培育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基础，就是十分必要的。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创生的“轴心时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2]当代英国最具盛名的宗教评论家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她的《轴心时代》一书中，基于雅斯贝尔斯的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这个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3]世界科学史界公认“轴心时代”是一个重要命题。不过，我们不得不强调，同样创生于“轴心时代”的中西方价值观文化的文明样式其实是存在重要差别的。 创生于中国“轴心时代”的孔孟儒学自汉武帝时期被推崇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思想。儒学的主体是儒家道德，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仁”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人己同构、家国同构、“天下”(国际)同构，建构“天下归仁”和“天下为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礼记·礼运》对此描述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诚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实则是“大一统”的“家天下”，如同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其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但应当看到，正是这种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淡化了封建专制统治者狭隘的“家本位”意识，催生了许多“明君”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培育了世代中国人崇尚“大一统”之共同体的国家观念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并视此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道德的本来精神是崇尚整体性思维的大智慧，它优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在走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向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文化取经，由此曾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儒学传播热。 儒学向国外传播起始于公元前108年，近及日本、新加坡等国，远至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大体有“走进门”和“闯进门”两种途径。不论是哪种途径，传播的内容多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忽缺的伦理共同体精神及道德主张。这是因为，创生于“轴心时代”的西方文化在初始之时便崇尚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所谓“上帝为大家”的价值观信仰，其实不过是基于“人人为自己”之自我辩护的说辞。儒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文化现象，一方面表明儒学价值观具有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元素，另一方面也表明，勤于学习和吸收(直至掠夺)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以补己缺，是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开放性格。 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原初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经过原始资本积累，凭借个人主义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冲击封建主义价值观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进步具有善与恶的双重张力。这使得资本主义在承认个人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不得不经由宗教改革倡导主张自律和勤俭的“新教伦理”，即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以洗刷和梳理被资本“从头到脚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污染了的身躯和魂灵，并伴之以民主与法制，在鼓动资本占有者释放贪婪本性的同时加之以法律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