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

作 者：
黄进兴 

作者简介：
黄进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 黄进兴，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臆想中，世界史应是史家治史最高的境界或最终的目标，究其实并不然。19世纪中叶以降。世界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不得说无足轻重，却是相当边缘。世界史通常只是业余人士的雅好，并不受专业史家所重视。不容讳言，该时的世界史研究与新建制的史学，实格格不入；因是渐次式微，甚至沦为茶余饭后的佐谈，称不得一门正规的学问。但逮至20世纪末，这个态势丕变；研究水平的提升与教学的普及，更加上全球化意识的推波助澜，令其跃居史学的次领域。拙文即旨在阐述此一曲折的过程：从原初追寻世界的意义，至剖析人类往事的知识历程。首先，拟取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史学作为分析的起始点，以揭露世界史起承转合的蜕化，最终方得在20世纪末站稳脚步，成为当今史学的核心领域。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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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2-0054-14

       此刻今时，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正值破晓时分。①

       ——瑞蒙·阿隆(Raymond Aron,1960)

       世界史(world history)乃是存于数个伟大传统里，古已有之的历史书写模式；但从21世纪初期观来，却是最年轻、既又最有活力的史学领域之一。②

       ——乔根·奥斯特海默(Jürgen Osterhammel,2011)

       当今“世界史”(world history)的前身，原称作“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普遍史”原染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乃西方史学亘古以来的特殊题材③，影响所及，即是当前仍然争议不休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其中所涉的变化与纠结，可以经由剖析19世纪的大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史观，略窥梗概，盖兰氏恰居于“世界史”发展的枢纽地位。

       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旋律，毫无疑问是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而“普遍史”的实践，一度受主流民族史学所掩盖，而相形逊色。例如：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便认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乃是影响19世纪西方最主要的两大思潮之一。在史学实践上，民族史学遂稳居上风。因此，身处民族主义的浪潮④，兰克生前便以撰写欧洲国别史闻名于世，例如奥图曼和西班牙王朝史、英国史、法国史、普鲁士史等等；他虽然著作等身，但毕其一生的未竟之业，却是一部完整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而世界史方为兰克治史的最终目标。⑤诚如兰克所自道：

       只要我力之所及，可以眺望过去与现在的世界，把它融入我的存在；挑出与欣赏一切美丽与崇高的事物，以不带偏见的眼光观看普遍史的进展，并以同样的精神做出优越的作品；想象能够美梦成真，即使仅能达臻其中一小部分，也会令我快乐无比。⑥可见兰克尚留存基督教史学的影响，以撰写普遍史为终身职志。

       按，近代的普遍史方才从中古的神学观解脱出来，18世纪以商业行销为导向的普遍史蔚为风潮，由英国遍传至欧洲各国⑦，而日耳曼境内的承继者便是“哥廷根学派”(Gttingen school)。更确切地说，“哥廷根学派”乃是之前英国编纂式普遍史的改造者⑧。对此一演变，兰克深有所悉。⑨

       从时间上来看，离启蒙时代最近的神学观代表，当无过于包士威主教(Jacques-Benigne Bossuet,Bp.of Meaux,1627-1704)的《普遍史论说》(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1681)⑩，该书弥漫了天主教会神启的气息，乃18世纪世界史的畅销书；同时，哲学家在18世纪则千方百计勠力从神学家那里把“普遍史”抢救过来。姑且不论启蒙大哲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对普遍史所作的哲学宣言(11)，该时哲学家所构作的“普遍史”——例如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的《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1784-1791)(12)与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世界史哲学的讲演》(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1822-1823)(13)——则往往沦于理论式的演绎或随感式的发挥，而缺乏经验的史实作为基础，这一点兰克颇有微词。

       首先，倘取康德的追随者——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作比较，则兰克与席勒对普遍史观点的差异，便一目了然。席勒身兼诗人与史家的双重身份，固然竭诚鼓吹“普遍史”的研究，但却执着“进步”的信念，并对“哲学”支配“普遍史”寄予厚望。(14)可是兰克的治史利器，却是实证的考史方法，加上对史实的直观(intuition)。

       其次，兰克对于赫德的著作全持异见，他认为赫氏误以“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为考量，将人类的发展附属于自然的形貌，以致缺乏对事件关联性的洞见。(15)至于黑格尔，兰克于1831年《普遍史概念》的讲稿里，虽未指名道姓加以抨击，但明眼人一望即知意指为何。兰克显然无法苟同黑氏将世界史视作抽离个人意识(individual consciousness)，而仅系实现抽象理性(reason)的进程。(16)与哥廷根的教授有别，兰克坚持史学的自主性，力图将“普遍史”从神学家和哲学家手中抢救出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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