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麦卡锡主义时代“紫色恐慌”的历史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江振春,南京审计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5 江振春,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宪政史、美国文明史。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造成美国社会与政坛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史学家称之为“红色恐慌”。与“红色恐慌”一样臭名昭著的还有“紫色恐慌”,在“紫色恐慌”中,美国联邦政府和军队中的同性恋者遭到调查、解雇甚至逮捕。“紫色恐慌”蔓延到美国社会,加剧了美国社会歧视甚至仇视同性恋者的倾向。“紫色恐慌”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历史背景,产生的危害不可低估。“紫色恐慌”揭示出美国政治虚伪与黑暗的一面: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牺牲同性恋弱势群体的人权,让他们成为麦卡锡主义时代最大的牺牲品。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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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7)02-071-077

       1950-1954年,美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一系列指控、调查和迫害“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造成美国社会与政坛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史学家称之为“红色恐慌”(Red Scare),那段特别的历史时期被冠以“麦卡锡主义时代”。在麦卡锡主义时代,麦卡锡及其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超越法律之上,对他们怀疑的一切人,任意调查,恶意中伤、抹黑,给国家和受害人造成悲剧。

       在这些被怀疑、调查和迫害的受害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性恋者或疑似同性恋者。在冷战初期,美国国内保守派指控,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是同性恋者的天堂,联邦机构内存在“同性恋政治阴谋小集团”,它同共产主义一样威胁着美国。因此,在联邦联邦政府以及内部安全机构支持下,保守派疯狂整肃联邦政府和军队中的同性恋者,并波及美国社会,从而造成了与“红色恐慌”一样臭名昭著的“紫色恐慌”(Lavender Scare)。①由于同性恋荒唐地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风险”之一,在联邦政府部门工作和军队服役的同性恋者因此大量遭到调查、解雇甚至逮捕。“紫色恐慌”蔓延到美国社会,加剧了美国社会歧视甚至仇视同性恋者的倾向,在美国社会所造成的长期伤害并不逊于“红色恐慌”所造成的伤害。

       在国内外学界,“红色恐慌”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和“红色恐慌”研究相比,美国学界对“紫色恐慌”研究不多,中国学界鲜有人提及,正如美国前参议员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所言:“麦卡锡主义时代所谓的‘红色恐慌’已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然而,对那个时代同性恋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关注却非常少……”[1]

       一、冷战、“红色恐慌”与“紫色恐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之间陷入全面冷战。从1948年起,美国的冷战政策接二连三遭受重创。从1948年的欧洲捷克二月事件、柏林危机到1949年的苏联核爆炸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美国统治集团的高度焦虑与恐慌,导致美国内政外交出现重大调整。美国统治集团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非常担心红色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美国。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渗透,必须加强联邦政府核心部门以及军队的抗渗透能力,必须确保联邦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军人对国家的绝对忠诚。早在二战结束没多久的1947年3月22日,杜鲁门总统颁布《9835号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公务员对国家绝对忠诚,在联邦政府内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2]为了严格执行杜鲁门总统的“忠诚令”,美国参议院开始着手在美国国务院等核心部门清查那些不忠诚的员工。

       随着冷战政策的接连失败,共和党政客把矛头指向执政的民主党,把美国的一系列失败归咎于民主党政府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以及“政府里有共产党人”。1950年2月9日,默默无名的参议员麦卡锡在弗吉尼亚惠灵市突然抛出所谓的“205人共产党人名单”,他大放厥词,指责共产党人混入了美国国务院,并危言耸听地说名单上的人至今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由于美国国务院是冷战最前线,名单一出,全国顿时大哗。然而,这所谓的205人共产党人名单本来就子虚乌有,就连麦卡锡本人也无法确定,他一再修订、变更这份名单上的共产党人数目。为了“坐实”自己的指控以及利用这份名单打击民主党,麦卡锡等政客绞尽脑汁,于是,他们盯上了美国外交队伍里一群特定的弱势群体——同性恋者。为什么要让这些人做替罪羊呢?原因如下:首先,同性恋者本身就不符合美国文官委员会(U.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的用人标准。联邦政府一直要求联邦雇员具有优秀的品德,从历史传统来说,同性恋者一直被排斥在外。美国联邦政府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指导各联邦机构拒绝一些特殊申请者进入联邦政府工作。早在1941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就发布规则,把那些有“犯罪行为以及做过伤风败俗的、不可靠的、道德败坏的和非常可耻行为”(criminal,infamous,dishonest,immoral,or notoriously disgraceful conduct)员工开除出联邦雇员队伍。[3]387其次,和抓捕美国共产党员相比,同性恋者更容易抓捕。迅速查出共产党人和对国家不忠之人,这个任务几乎无法完成,因为“某人对国家是否具有不忠的倾向,从外表上无法判断,无法根据外在的体貌特征而把某人从政府部门赶走,不像征兵,可以根据一些体貌特征,如平足、钩虫病或梅毒等,拒绝某些人进入军队。美国国务院面临着如何把公务员队伍中风险人物驱逐出去的压力。由于当时雇员都是清一色白人,使得这项任务更加困难”。[4]730麦卡锡既然不能嫁祸于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只能嫁祸于白人同性恋者。最后,在当时美国社会,同性恋者普遍不受欢迎,就连当时最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都支持联邦政府把同性恋者赶出联邦雇员队伍。[3]389在麦卡锡看来,同性恋者等同于共产党人,他们同共产党人一样构成美国“安全风险”。麦卡锡最后罗列了“81宗忠诚风险”案例。他对每个案例进行评估、甄别与考察,其中第14号和62号涉案当事人具有同性恋倾向。第14号案例涉及到一位男翻译,他和其他同性恋者交往很深,他们不仅是同性恋者,而且还是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属于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Yong Communist League)的成员;②而第62号案例涉及一群同性恋联邦政府雇员。麦卡锡等人坚信:同性恋和共产主义紧密关联或者同性恋群体中很多人就是共产党人,因此,冷战伊始,“红色恐慌”的边缘就被镀上一层薰衣草(紫)色。[5]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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