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62(2017)01-0068-08 众所周知，古希腊人热衷于体育运动和比赛，同时，古希腊文明的历史也自始至终被大大小小的战争所贯穿。可以说，体育运动和当兵打仗都是古希腊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而且，从很早的时候开始，这两种社会活动就建立起极为密切的关联，甚至成为了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体育运动和比赛满足了军事训练的需要，运动场成为了训练士兵的学校；另一方面，战争方式的变化也推动了体育运动和比赛的蓬勃发展，其中，“重装兵改革”就成为了希腊的地方和“泛希腊赛会”①纷纷创办的重要推手，这已经成为了学界的一种共识。对于两者的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古希腊人有着明确和全面的认识，现代的希腊史研究者们也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证。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知道，从古典时代后期起，古希腊人对体育运功和比赛的社会价值与功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思，除了肯定和赞扬之外，其中也不乏批评甚至否定的声音。在这些反对声中，除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和伦理道德上的考量之外，最为激烈和最具有颠覆性的就是这样一种极端的看法，即认为体育运动和比赛不仅有损于人的身体健康和戕害人的道德品质，而且也无益于战争和军事生活的需要。如果说前者的负面影响主要停留在运动员个人品质的层面的话，那么，后者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生存与发展，其严重性自不待言。因此，对体育运动和比赛的这股质疑和否定的思潮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思想意识的层面，甚至还被一些国家和将领接纳，成为了现实的政策。 那么，古希腊人是如何看待体育竞技和军事活动的关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股否定的思潮，它又反映出了二者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变化？体育与战争到底有哪些异同？笔者将运用古希腊的相关历史文献，结合现代学者的一些讨论，围绕这场当时出现的“体育与战争之争”，对上述问题做出一些尝试性的回答。 一、正方观点：体育场是训练士兵的学校 从产生和发展历史来看，古希腊体育运动和比赛始终都带有强烈的“军训”色彩，其培养合格的战士和公民以及服务于战争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首先从城邦和“泛希腊赛会”的常设项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以欣对此作出了全面的总结和论述： ……很多项目起源于狩猎和战争的实际需要。各种距离的赛跑，尤其是重装赛跑，是对战士的速度和耐力的训练，是行军、追击敌人和传递情报的必备素质；射箭、标枪和铁饼是远距离投掷作战的利器；跳远是训练翻越壕沟等障碍物的能力；拳击、搏击和摔跤则是徒手格斗的必备技能；战车赛是上古战争的遗存形式；赛马是骑兵训练的必备技能；游泳和划船则是水手的必备技能，也是擅长海战的希腊人所务须培养的；球类活动旨在培养集体协作精神，这是战场上作战，尤其是步兵方阵作战所必须的；五项全能项目起源于对武士综合素质的需要。古希腊城邦兴起和繁荣的时期，各邦普遍实行兵民一体的“公民兵制度”。每位成年公民，和平时期务农做工经商，战时当兵，而且自备武器装备，因而，公民们必须有平时军事训练的基础，这样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因而，军事训练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少年时期就要重点培养的。古希腊青少年接受身体教育的目的是健身强体，培养军事技能，培养勇敢的品性和服从命令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做合格公民，胜任未来保卫国家的任务。体育为军事服务的观念在古典世界是根深蒂固的。[1]352-353当然，在这些常设项目中，其军事色彩和目的还是有着强弱之分的。其中，如果说包括赛跑、跳远、投掷在内的“轻型项目”主要是为了训练运动员的体能和运动技巧的话，那么，由摔跤、拳击和希腊式搏击组成的“重型项目”则具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和激烈对抗的特点，更接近于战争的方式，因而尤其受到军人和将领们的青睐。在公元前520年的奥林匹亚赛会上，增设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比赛项目，即“重装赛跑”，其军事目的更是昭然若揭。王以欣认为，“可能反映了赛会举办者力图恢复竞技的军事实用功能的努力”[1]145。此后，这个项目也被列入皮提亚赛会、尼米亚赛会等其他的“泛希腊赛会”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常设比赛项目。据说这个项目起初需要参赛者全副武装，后来改为只佩戴头盔和手持盾牌，各地的比赛距离也不尽相同，在奥林匹亚和雅典为2斯塔特②，在尼米亚为4斯塔特，在普拉提亚的赛程最长，达到了15斯塔特，相当于两英里的距离，普拉提亚的优胜者还会获得“最杰出的希腊人”的光荣称号。[1]145-146 体育运动和比赛与军事活动的密切关联不仅反映在运动项目的设置上，也反映在其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荷马史诗中出现了关于体育运动和比赛的最早记述，史诗作者对这些活动的记述不仅生动鲜活，而且十分准确，可见其对这些活动很熟悉，就比赛项目而言，也基本上囊括了古典时代的几乎所有运动和比赛项目。我们注意到，荷马史诗中的运动比赛都是作为战争间歇期的游戏活动而展开的，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不如说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运动场上，国王和贵族个人之间的竞技与角逐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战争方式，即双方最勇武的大将之间的拼杀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赛场上的这种对抗和比拼也成为了一种实战的预演和训练。正如里德所言，“在荷马史诗中，体育比赛就是一种备战”[2]。另外，荷马史诗中的体育运动和比赛也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种活动的起源可能与战争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抑或就是从战争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阿喀琉斯为阵亡的战友帕特洛克鲁斯举办的葬礼运动会正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葬礼是为伟大的阵亡战士举办的，是附属于战争的纪念性仪式的组成部分。 古风时代晚期，占公民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普通公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城邦民主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战争方式的演变，即从前以贵族将领个人之间的比拼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方式逐步被由集体协同配合的“重装兵方阵”越来越起关键作用的战争的新常态所取代。这场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所谓“重装兵革命”不仅推动了政治上的权力下移的过程，也使作为重装兵主体的普通中产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利，其中，从前被王公贵族所把持甚至垄断的体育运动和比赛也开始向全体自由人和公民开放。对于这种变化，马克·戈顿指出，除奥林匹亚赛会之外，“其他桂冠赛会的创办时间以及作为希腊生活的典型设置的运动场，似乎与希腊人占主导地位的战争气质同步形成。皮提亚、地峡和尼米亚赛会都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初25年创办的，最早的一个被文献记载下来的体育场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它记录和反映了那些依赖于公民兵的自由的希腊城邦中体育比赛和战争的密切关系。这个时期正是称为‘重装兵革命’发生的时期：《荷马史诗》中记载的个人或贵族斗士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现在被重装兵方阵所取代”[3]25。也就是说，正是在希腊各邦训练重装士兵的现实需要的推动下，以众多的地方赛会和四大“泛希腊赛会”为代表的“赛会制度”才得以建立并完善，“赛会传统”才得以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