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7)03-0162-17 在明清时代，徽州海商曾驰骋于东亚海域，活动极为频繁。在明代，比较著名的如歙县许氏海商集团，以及王直、徐海等海上私人武装，都曾相当活跃。特别是16世纪晚期的王直，以盐业起家，后从事走私贸易，被推为海上武装的首领。他建造海舶，贩运硫黄、丝绵等到日本、暹罗及西洋贸易。此后，他又据有日本平户，自称“徽王”，纠结东洋浪人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形成了严重的“倭患”——这大概是徽州海商最为兴盛的时期。 至于徽州海商的衰落，以往学界虽有涉及，但却难有定论。譬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徽王”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①。不过，此一看法，在80年代中叶以后颇受质疑。1984年，日本学者松浦章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中日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②。1999年，王振忠发表《〈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通过介绍两份新史料，并广泛收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勾稽中日贸易中的徽州海商史迹，进而指出，在清代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③。这些研究表明，藤井宏关于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的说法，显然可以再加斟酌。换言之，徽州海商最后衰落的过程，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献，探讨19世纪中后期的长崎贸易与徽州海商之衰落。 一、长崎唐馆与中日贸易 日本元禄二年(1689，清康熙二十八年)，幕府在长崎建造了唐人屋敷(亦即唐馆，也写作“唐人屋铺”④)的居住区，赴日贸易的中国海商、水手被集中居住于此。正德五年(1715，清康熙五十四年)，幕府又颁布了“正德新令”，规定居住在长崎唐馆内的中国海商、水手，应接受唐通事、中国船主和日本街官(町长)等的三重管理⑤。与此相对应，清朝方面也在日本颁布正德新令之后不久，指定一些总商负责管理对日贸易，并由接受清政府指令的官商和承包铜输入之额商从事对日商贸活动⑥。 关于唐馆，乾隆时代多次前往长崎的徽商汪鹏在其所撰的《袖海编》中指出： 唐馆外四山环绕，烟火万家，紫翠迷离，锦纷绣错，海门别开屏嶂，雄奇峭拔，轩敞高华，如十洲三岛，可望而不可即，允为钜观，不同凡境。 馆周遭仅一里有半，土垣竹茨，如棘闱然。库不满二十，街分三路，附而屋者曰棚子。库必有楼，棚则惟平屋而已。库制楼数楹，舟主及掌财赋者各居其半，下则梢人杂处。棚子之构，始自搭客，梢人之稍丰者，别营以居。今多架楼，颇尚精洁。而库之为楼，俱开拓宏敞，添设前后露台，或翼其左右，靡丽铺张，与初创时大不侔矣。库属正办，有官派执役者三人，名曰守番，棚则无有也。⑦ 从上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长崎的风景极为美丽，但唐馆内的生活却并不十分自由。文中提及的“库制楼数楹，舟主及掌财赋者各居其半”，是说唐馆内高大的楼屋，分别是中国船主和掌管财赋者的住所。 自从元禄二年(1689，清康熙二十八年)唐人屋敷建立以后，日本方面对于唐馆有着极为严格的控制。正像唐话课本《琼浦佳话》卷3所说的那样： 原来这唐馆，造得铁桶铜墙一般，滴水也不漏，周围土墙，高有百尺，四方角落头，各有一个守办的房子，夜不收在里头，昼夜看守，纵或有个飞檐走壁的手段，也过墙不得。门口也有插刀手寸步不离，日夜看守，但凡买一尾鱼，买一根菜，都要经他查验，方可进馆。街官房里，也有街官、五甲头、财副、部官等样人轮流值日，通事房也如此，但凡唐人有甚事故，替他料理了。他那街官，一夜三次，通馆巡消[哨?]一回，千叮万嘱，不许唐人炒[吵]闹、打架，火烛小心……⑧ 当时，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形成了福州帮、漳州帮和三江帮的帮派。其中的三江帮之“三江”，是指江南、浙江和江西。由于其时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故徽州商人是作为三江帮的重要成员而存在。 在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开放长崎一地与荷兰和中国通商。当时，在中国苏州的虎丘山塘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铜务。关于苏州的对日铜务，清代中叶翁广平(1760-1843)在《吾妻镜补》中记载道： 自康熙六十年间，定例于苏州立官、民两局。其领帑银以采铜者，曰“官局”；其以己财、货物易铜而转售宝苏局以资鼓铸者，曰“民局”。各造四大船，每船约容万斛，于嘉兴乍浦所开船，每船办铜千箱……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从事中日贸易的商人都定居于苏州，故而一向有“苏州铜局商人”的惯呼。受政府特许，这些商人每年都扬帆东去，前往日本采办洋铜。在长年的中日贸易中，他们既从日本运回了条铜、昆布、海参、鲍鱼、鱼翅和漆器等，又将中国的丝绸、药材、糖货及书籍字画等源源不断地运销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