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年间左宗棠西征军饷问题久为学界关注①，是观察晚清战时财政运作与各类因素相互制约的一个绝佳窗口。与咸丰初年之前传统酌拨制度、咸丰朝中后期咨商拨解制度、曾国藩东征时期“就地筹饷”制度相比，左宗棠西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省际咨商拨解、举借外款以及借拨外省库款夹杂其间，总理衙门与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晚清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立足于咸丰至光绪前期的长时段研究，俯瞰其间数十年战时财政制度嬗递之轨迹，可以对此前偏重西征举借外债本身的研究局限纠偏补正，进而近真再现晚清战时财政运转中环环相扣的关键链条。 一、西征初期供饷与自我筹款的艰难 清代战时调拨军费，户部历来执行酌拨制度，由钦派高官坐收坐支，监督战时财政的运行。款项或拨自部库，或指令他省协济，统兵将帅并不亲自筹饷。②道光中后期，反击英国入侵的鸦片战争以及咸丰初年在广西镇压太平军时，都是执行这样的酌拨制度。太平军占据南京后，清廷部库空虚，各省春秋拨册俱空，酌拨旧制难以维系，咸丰帝不得不令前线将帅直接实施咨商邻省协济军费、报部备案的新制度，户部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事外”。新制的运作其实并不顺利，曾国藩东征南京时期的军费只能参酌该制，重点却放在就地筹饷和隔省筹饷方面，户部在调拨军费方面地位并不突出。同治中叶以后，贫瘠的西北地区用兵频仍，军费难以自筹，部库依旧空虚，酌拨旧制更难以满足大规模战事需要。适时推行新的军费筹济制度成为重大现实问题，这对统兵大臣的考验十分严峻。 同治五年(1866)秋季，左宗棠膺任陕甘总督，负责镇压西北民族起义和新疆内乱。西北军饷供应是决定用兵成败的关键。历代用兵经验显示，“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是治乱用财的根本。左氏受命之初即体会到这一军饷筹谋之道③，获取充足军饷，是其首先关注和筹谋的大事。 左宗棠赴任之先，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负责征剿内乱，在军饷筹解方面，清廷执行的是“以内地财赋供给西北靖乱”的酌拨方针。④然而，各省解饷情形不容乐观。⑤左氏膺任甘督后，清廷并未制定明确的供饷方案，一切由其自行筹划。⑥同治五年十月底，他遵循咨商拨解新制⑦，首先与闽、浙、粤三省督抚协商援助陕甘军饷，并很快确定各省份的协济数额；关于鄂、赣、豫三省承协数额，左氏决定于赴西北途中，当面与有关督臣协商后再行确定；至于苏、湘、川、鲁四省，左氏计划到陕后，亲自致函咨商这些省份的督抚，然后确定具体解款方案。江海关承担数额，左氏奏请由朝廷出面解决。清廷批准了左氏的筹饷方案，并旨催相关省份执行。⑧ 初期与供饷省份筹谋拨解顺利，左宗棠不禁流露出得意和欣慰：“闽、浙、粤东诸上座，不待弟求乞，均愿助以重资，各自入告，感荷何已!平生从不敢乞人怜人，亦少怜之者，至是竟不求而自至，此事却较厚庵为胜。”⑨咸同时期，督抚人脉资源多寡，实为影响军费筹济的重要因素，比如黔抚黎培敬曾慨叹自己与邻省疆臣“交好未孚，恐难相谅”，制约了黔省军饷的拨济。⑩左氏措辞，既说明其人脉资源丰厚，也隐隐折射出骄志膨胀的心态(11)，然而，口惠毕竟是表面，实惠则须等待来日。太平天国灭亡后，战区省份财力不可能短期内复元，江西等屡遭战火的省份，州县官衙短期内仍未遑修葺。(12)所以，各省因财绌事繁，解饷并未及时。西安将军库克吉泰为了筹措军饷，时时致函各处，急如星火且苦口婆心，大致能够反映西北前线严重缺饷的窘困局面。(13)为应付饷绌局面，左宗棠令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临时举借洋款120万两，数月后，又续借洋款200万两，均以海关税作为抵押，这成为紧急军饷用款的主要来源。(14) 同治七年(1868)夏季，左宗棠奏请筹划西征饷需供应方案，初步收获是户部拟于各海关洋税项下指拨100万两。然而，这笔海关税十二月方能起解，能否得到足额筹解尚不可知，尽快筹划陕甘军饷供给方案成为一项急务。左氏奏请在各海关和各省厘金项下，每年拨解400万两。(15)户部指拨方案体现在十月初八日的上谕中，基本来源是江苏等东南七省的厘金收入(16)，西征大军分享东部省份厘金，早先就遭到东部诸侯的反对。(17)因而，时至同治七年严冬，左军得饷依然甚少。户部指拨的海关税100万两，左氏数月后仅收到23万两。(18)如此看来，纸上指拨较多，实际所得极少，这是西征初期遇到的最大难题。 各省实际解款难尽人意，户部库存亦难独力承担。内务府不断侵占户部存储，内廷支出成为大项。(19)管理户部大臣翁心存、倭仁等针对内务府拨款欲望愈来愈大的现实，不断向清廷“顶奏抗辩”，抗议内务府屡屡要求提拨部库银两，提醒其必须注意撙节财用(20)；户部尚书董恂时时陈诉部库空虚，显示出部库脆弱不支的局面。(21)问题是户部针对“西饷”的指拨虚实兼具(22)，甚至存在将陕甘用兵之饷与历朝常年协饷彼此牵混的失误。左宗棠极为不满，指责户部拨饷存在严重失误。(23)同治八年(1869)一月，他将由其负责支发军饷的部队需饷单独计算，大致每年需款460万两，奏请单列“西征实饷”科目，与各省常年拨解陕甘协饷区别开来。户部研究后，拒绝承认混淆指拨饷需的指责，该部也担心左氏强行划分协饷类别，有可能导致彼此款目难以通融，因而否决了“西征实饷”这一解饷科目。户部这次指拨的陕甘常年饷需和西征军饷账面上每年达到810余万两。(24)账面数额虽高，各省关实际协济却悭吝不前，淮军统帅李鸿章甚至授意苏抚李瀚章延缓解送西饷，他宽慰其兄道：“(苏省协解西饷)即不如额，年终比较，至重不过议处，何至因此去官?况已声叙在前耶?”(25)袁保恒担任西征粮台大臣后，甚至为户部筹划改进酌拨方案，亲自“承担”起户部拨解的职责。(26)总体上看，各省解到实银仅为应解款额的1/3，远远不敷支用。(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