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7)02-0018-14 研究“二十一条”交涉的关键，在于研究者须认识到，中方的交涉实际上有明暗两条管道，一为外交部，一为总统府，明其一而不明另一，交涉过程就永远讲不清楚。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总统府管道的交涉材料，相关研究大都只能围绕外交部的交涉或其他一些外围问题展开①。因此，“二十一条”交涉的基本情况，可以说至今仍在若明若暗之间。幸运的是，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找到了当年总统府的一些交涉密档，其中透漏了许多不为学界所知的内幕，对搞清总统府管道的交涉活动极具价值，从而可以大大改变我们对“二十一条”交涉的固有认识。这些密档共有20份左右，系上世纪50年代初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自参与过“二十一条”交涉的袁世凯心腹幕僚曾彝进处购得②，院系调整时转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因保存散乱，一直不曾开放，故而尚未被研究者发现和利用过③。 一、开议之前：袁派有贺返日打探元老态度 总统府交涉管道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④。其人被日本学界视为国际公法及外交史研究的泰斗，在日本政界亦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与井上馨、松方正义、山县有朋等元老关系密切，在对华关系问题上都主张以“亲善提携”为前提，扩张日本的利益，与大隈内阁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乃至以武力威胁不同⑤。故“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曾利用有贺返日联系各元老，给大隈内阁施压，以为中方应对交涉留下缓冲余地。此点在学术界并非秘密，时任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曾叔度(彝进)所写《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外交总长陆征祥所写《我经手签订“二十一条”痛史》，外交次长曹汝霖所写《一生之回忆》，以及王芸生所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资料均有所反映。但因记述不够清楚，学界又乏专门研究，一般均以为袁世凯只是在交涉期间曾派有贺返日活动。然而，仔细阅读上述几种资料，不难发现，曾彝进所述主要是双方开议前袁世凯如何安排有贺返日打探消息，而陆征祥、曹汝霖、王芸生所述则是在谈判陷入僵持后有贺再被袁世凯派回日本活动的情况。换言之，有贺实际上曾两次被袁世凯派回日本活动，而这两次返日的目的和具体情形很不相同。 关于有贺在双方开议前被袁世凯派回日本活动的情形，曾彝进有很详细的记述。先是1915年1月19日，即日本公使提出“二十一条”的次日，袁世凯派曾彝进到有贺住所打探其对日内阁提出“二十一条”是否知情，以及日内阁意图究竟何在。曾彝进受命后，即于当天下午及晚上两次同有贺见面，刺探消息。当天深夜，曾彝进又被袁世凯召入府中，了解其与有贺谈话情况⑥。到了1月20日，袁世凯再令曾彝进去见有贺，说服有贺返日，向松方侯爵等报告大隈重信不顾国际惯例，派公使不经外交部门径直向民国大总统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等情，并打探元老们是何态度。对劝说及安排有贺返日情形，曾彝进作了如下记述： 翌日入府，项城又叫我进见，云：“我想叫你再去同有贺谈话，我请他即日回国一趟。他能不能直接见松方侯爵及山县公爵，把大隈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及他叫日本公使不守国际间通行礼貌，直接向一国元首提出无理要求的情形，告诉元老，并询诸位元老的真意。”云云。我立刻又往晤有贺。有贺始而觉得回国晤元老，颇有难色。我云：“二十一条内容，我实一字不知。但我看大总统似已决心全部驳回，一字不能答应。事已至此，你想，若真决裂，我固不利，兵连祸结，你日本也未必有利。”他心动云：“松方侯爵、山县公爵都请我讲过宪法及国际公法，都是熟人，我可以回国一趟。”遂定翌日即行。我回报项城，项城立开条，命我向收支处领一万元，送有贺作路费，并云：“如他略有嫌少之意，快来告诉我。”现在项城始将“二十一条”内容约略告诉我，命我转告有贺。……我立刻将一万元送去，并将“二十一条”内容大略告知有贺。翌日，项城已密派便衣宪兵二人，护送他到沈阳，我亦奉命至车站送他⑦。 首句“翌日”即1月20日，末句“翌日”指1月21日。由于中日双方正式开议是2月2日，因此，此次有贺受袁世凯委托回国活动是在开议之前，确定无疑。问题是，此事进行极为隐秘，当时并未见诸新闻报道，而且除了曾彝进的记述外，曹汝霖、陆征祥等当事人后来的记述。以及王芸生之书所收外交档案，均毫未提及，是否真有其事?在新发现档案中，我们看到一份曾彝进给袁世凯的简短呈文，给出了答案。呈文写道： 有贺长雄订于明日下午九点钟起程，交通部已饬京奉路局为褂车一辆，宪兵营亦派宪兵二名护送至奉天，似可无庸再送路费。是否有当，伏乞睿裁。曾彝进谨呈。(袁批：“不送亦可。”)⑧ 呈文虽未写具体时间，但内容与曾彝进所述“翌日，项城已密派便衣宪兵二人，护送他到沈阳”完全一致，两者所述实为一事。由此可知，袁世凯在双方开议前确曾派有贺返日活动。呈文中所谓“明日下午九点钟起程”，应即1月21日晚九点起程，而呈文则应写于1月20日曾彝进奉命劝说有贺返日得到有贺同意之后。关于路费，袁世凯让曾彝进到收支处领一万元交给有贺，并说：“如他略有嫌少之意，快来告诉我。”曾彝进在呈文中说“似可无庸再送路费”，即是对袁的回复。袁接到呈文后在上面批了四个字：“不送亦可。”由呈文可以看出，袁办理此事极为郑重、隐秘、迅速，不但令交通部专门安排了一节车厢，并派便衣宪兵二名护送至沈阳，而且将出发时间特别安排在晚上，所给路费亦极充足，其中应当还包含了有贺返日后的活动费用，以及给有贺本人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