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工作最有利的时期在学校，工作对象最集中的在学校，工作力量最集中的也在学校”，学校共青团在全团工作中居于基础性、战略性、源头性地位，学校学生共青团员数量约占全团团员总数的70％，是整个共青团的底盘和支柱。学校共青团工作效果不仅决定了共青团“群团组织”的功能发挥与价值实现，对我国教育领域深化综合改革和“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也具有重要影响。在学校共青团深化改革过程中，为学校共青团、学校党政、共青团领导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学校共青团智库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维度。 一、作为学校共青团改革创新重要组织维度的“学校共青团智库” (一)学校共青团改革发展亟待新型智库提供政策支持 智库的核心价值在于“咨政育民”，学校共青团智库也就是为学校共青团改革发展提供咨政服务和为青年学生成长提供咨询服务的专业性青年政策智库。当然，有一些综合性公共政策智库、综合性青年政策智库以及教育政策智库尽管并非专门专注于学校共青团政策研究，但是其部分成果也是探讨学校共青团领域的政策和工作问题，在广义上也是为学校共青团政策提供“智慧”服务的智库类型。 1.日益复杂化的工作对象特质变化和教育领域场景转换使学校共青团急需多元应对之策 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得青年学生得以更加便捷自由地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社会交往、行动聚合；青年学生有了更多的组织选择空间，他们可以选择原子化的小确幸，也可以参与自组织的圈群，由共青团垄断青年学生组织选择的时代已然不复。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学校共青团开展的活动面临“二八现象”，“有乐无教、有教无乐”现象以及“基层团支部活力不足和团员先进性发挥不足”问题。如何“去四化(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强三性(政治性、群众性和先进性)”，实现学校共青团组织工作创新以及服务的供给侧改革，进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扩大团的组织工作有效覆盖面和增强共青团活动的吸引力凝聚力”之要求，正成为摆在学校共青团面前的两个战略性课题。另一方面，学校共青团处于教育场域之中，不仅需要回应全团面临的普遍问题，还必须实现与教育领域发展改革和人才培养总体目标的整体性、衔接性和协同性的关系，增进在教育场域之中的功能价值。面对教育系统围绕人才培养深化综合改革、推动内涵建设的新目标，面对日益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高素质工作对象，面对“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质、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的新要求，学校共青团越来越感到回应乏力、力不从心、无法找到着力点，面临“被学生边缘化、被学校边缘化、被社会边缘化”的窘境和危险。[1] 2.学校共青团所处的制度环境需要稳定性和专业性支撑 从共青团的干部队伍特点来看，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校，换句话说，共青团在我国的政治体系当中承担着对青年的组织、引导、服务、权益维护职责，同时也承担着向政治系统输入年轻干部、保证政治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共青团机关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科级及以下的专职团干部任职最高年龄一般不超过33周岁；处级的专职团干部任职最高年龄一般不超过38周岁。这就使得相对于其他系统来看，共青团干部流动性普遍较大，而共青团智库的人员构成、研究领域相对稳定，有利于实现专业化的学校共青团工作学科智识的产出、积累，也有利于为学校共青团提供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支持，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组织和政策稳定器的作用。[2] 3.学校共青团政策领域的智慧产品市场存在结构性供求不平衡 传统青年研究机构主要热衷于青年群体研究和青年社会问题研究，对于青年政策尤其是学校共青团政策的贡献相对有限。目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智库虽然对“党团建设”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细分领域有所关注，且每年研究成果数量规模庞大，但对于学校共青团政策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门性、长期性、追踪性、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而，提出的建议往往过于泛泛、千篇一律，精细化和针对性不足，难以转化为可以被政策采纳和指导实践的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想产品，存在明显的思想产品结构性供求矛盾。 (二)学校共青团推动引智工作的合意条件 1.学校共青团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引智优势 学校共青团所处的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院校人才资源聚集、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广泛，拥有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密切相关学科平台和科研平台，这种“近水楼台”、得天独厚的条件适合于开展对学校共青团有关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统计显示：全国80％的社科研究力量、50％的两院院士、60％的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都集中在高等院校。近年来，高校非常重视智库建设与协同创新，以发挥在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中的重要功能，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 2.学校共青团具备社会化动员方法开展“引智工作”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