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源于实践又服务实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也是其职责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在反思以往研究因实用化导致理论沦落为“现实应声虫”时强调研究的学理性，又在反思以往研究因封闭性导致理论蜕变为“展馆青铜器”时强化研究的现实性。然而，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研究中的工具化倾向始终存在。因此，如何在“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1]双重向度的统一中，既使理论行之有效地服务于实践，又避免理论亦步亦趋地追随现实而沦为纯粹的应用工具，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具化的表现 这里的“工具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有用性取代学理性，在过分夸大其实践功能而淡化其理论功能的致思趋向中，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单纯服务于现实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这种工具化的研究倾向，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表现形式亦有所不同。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工具化的典型表现是哲学属性上的高度依附性，即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因哲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导致其工具化。 不可否认，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阶段我国的哲学发展，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设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在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也在随后的传播、研究、运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哲学形态出现了，一支集教学、宣传、研究、翻译于一体的队伍也得以形成。二是设立其他哲学分支学科。它们在前30年我国哲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各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思想家们，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于各自研究，还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不同学科间的互补。 改革开放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一天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将关注点集中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这一点，我们仅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著作中，便可证明)。就学术层面而言，这种探索包括新概念的提出、新范畴的推演、新命题的展开、新理论的创建等；就话语方式而言，这种探索是运用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相契合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有作为职业哲学家的李达、艾思奇等人，分别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系统而通俗的阐发；有作为政治革命家的毛泽东，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多个层面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成；有众多哲学教师和研究者，在参与诸如“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史”“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等问题的讨论，以及诸如“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学术争论中(以杨献珍等哲学家为主要参与者的这些争论最终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某些领导人主观意志的决定，在与政治直接挂钩中破坏了正常的学术争论，并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思考，从而在有别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富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解读与解答。 然而，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并以之为样板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形成于20世纪初，一定程度上是将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嫁接到中国社会土壤的产物，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著述，都对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因而在基本理论、体系框架上，都基本沿袭或遵循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在后来近30年的研究中，我国学界一直认可和赞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以政治意识形态为生存基础，因受领导意图、政策导向的强大制约，其研究思路不得不围绕既定课题在指定的范围内进行，而在力图发挥其社会实践功能中，走向了明显的工具化和实用化：以简单贫乏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理论；以主观随意的方式，构造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演变成纯粹的教科书模式。正是将哲学与政治的贴近等同于哲学的时代感、把哲学的理论功能简化为意识形态功能、把哲学的实践功能当作满足政治的需要，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蜕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只言片语千篇一律或千书一体的注解。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特点，愈发浓郁。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工具化”的典型表现是哲学功能上的极端现实性，即在哲学与经济的关系上，因哲学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关注而导致哲学沦为追名逐利的手段。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空前的生机。1980-1990年代，学界通过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回归的序幕；通过思考现实、反思传统教科书模式，追问“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重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域；通过多个向度重启主客体关系、实践唯物论、真理观、价值观、中介论、矛盾统一性等过去被屏蔽或忽略的问题的研究，深化了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价值论的研究；通过从文本、对话、问题等多维角度的思考，初步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致思新趋向；通过“问题意识”引领下的研究指向、研究内容、研究传统的转变，从整体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后，学界通过“路径分化”的深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应用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理论实践结合”的深入，在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研究、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等方面，开辟了研究的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