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1-0026-06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包含两个任务，即对黑格尔哲学中逻辑与历史关系的颠倒，和就历史本身进行现实性批判。诚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宽泛的辩证运动能够在宏观层面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促使概念的纯粹思辨体系向客观现实回归，但是，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社会理论，却无法把握马克思所指认的历史现实的具体性。当它把作为历史土壤的日常生活领域及相应的文化图景拒斥于哲学视域之外时，现实本身就被笼统地归结为空洞的“人类史”。殊不知，马克思之于黑格尔辩证法绝非思辨式地修补，与之相反，他意在对其中的历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等内容予以具体且实证的反思[1]58。换言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不能止步于确证历史现实之于概念逻辑的决定作用，在此基础上，还需对历史自身的现实内容及其蕴含的文明结晶进行总体性的反思。 事实上，马克思强调：“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73这就要求在微观层面上批判那构成历史现实且反映人类日常生活的文化图景——它作为哲学反思的对象，集中呈现为特定历史时期人类文学、艺术、历史乃至哲学等诸精神创造的文化共同体。通过“把握特定的思想理论与特定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体验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的内在关联”[3]42，唯物史观的眼界就从抽象的“概念史”和笼统的“人类史”切换至具体的“精神史”，从而在“概念史”与“精神史”的辩证关系中真正实现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精神史”概念的提出，不仅在微观文化层面完善了对唯物史观的整体性解读，还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事方式跃出狭窄的纯哲学话语体系，并在广义的学缘对话过程中实现自身范式的转向。鉴于此，当历史文化总体介入哲学反思，并构成扬弃不合理现实的直接依据时，表征异化社会关系的哲学才能被真正“消灭”[2]8。 一、“概念史”批判的瑕疵与资本逻辑的再现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奠基于物质生产理论对黑格尔哲学中逻辑与历史关系的修正，其直接表现就是赋予被抽象范畴的思辨演绎神秘化的“概念史”以现实意义。于是，“表现在时间中”并“使自在存在的直接性……运动起来”[4]的“一种自规定的(self-determining)概念结构”[5]，就被视为“现实的生产行为……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6]42-43。通过对逻辑与现实之关系的颠倒，马克思就把纯粹概念的辩证运动具象化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为动力的现实历史。 然而，在生产范式的宏观视域下，唯物史观的传统解读模式止步于对历史现实的笼统概述。由于过分倚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往往忽视了使历史得以建构的文化土壤和相应的共时态社会结构。因此，为马克思所指认的历史现实就成为被物质生产一语带过的空洞概念，其固有的复杂性和鲜活性则退化为理性逻辑体系的一个环节而被大而化之地湮没。实际上，历史现实的“共时模式并不单纯地指定具体和独特的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和技术的模式，它们同时也标示出文化和语言(或符号)生产的具体和独特的模式”[7]。换言之，物质生产的线性规律非但不足以涵盖历史现实所蕴含的全部内容，反而还会造成“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无意识的损害和对异样的或他者的精神和价值的忽视”，它“在普遍的现代性文化机制的驱动下，往往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挥之不去的‘文化无意识’”。[3]25当现实成为丧失具体内容的空洞文本之后，被冠以“实践”标签的历史过程就再度沦为资本逻辑可随意扭曲的抽象概念——它以所谓“科学”的形式在历时态语境中构造出同唯物史观大相径庭的历史哲学乌托邦。其中，人类文化图景的多样性和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在“历史铁律”的作用下被不加考察的宏观“人类史”取而代之。其消极后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物质生产线性进步理论的推动下，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幽灵必然借助被消解掉文化基础的历史“僵尸”而得以“还魂”，其突出表现就是哲学概念对现实的重新统摄，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哲学乌托邦——它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主要依据，通过“接受一个假设的绝对律令(即对历史未来的承诺——引者注)是其隐含的出发点”，进而“寻求一个后天能够实现它的具体社会力量的计划，或者(这更糟糕)如果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力量，就要发明它”。[8]如此一来，历史现实就成为非历史概念实现自身的纯粹手段和思辨环节。作为对概念进行反思的“意识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9]，历史进程只能是意识形态的幻象。它的发展只能“通过纯粹的概念而被思考，后者在组成其全部内容的同时，又以抽象思辨的形式为现实的存在确定了发展的模式(mode)”[10]。因此，未对历史现实进行具体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唯物主义层面的胜利，无异于哲学的宏大叙事之于人类现实生活的褫夺。“为了把握作为整体的‘大写’的历史”，思想“被迫将一切人类文化安排为一个单一的线索”。[11]233之后，历史现实的多元性内涵不复存在，转而被强制性的一元规律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