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开始挑战大自然的时候就有了数据，工业化的浪潮使得摩尔定律产生两个后果，互联网的兴起和产业的数字化，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数据的增加，使数据的量、运行速度、类型发生质变，人类从此进入大数据时代。然而，作为知识神话的大数据，并非信息化时代才出现，古代就有了大数据，但古代并不是大数据时代，因为，不仅古代的数据量无法和今天相比，更主要的是古代还没有形成大数据意识。上起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亡(1644年)的《二十四史》计3229卷，约4000多万字，它就是大数据，除正史之外，历史上各种书籍、记载和传说，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更是大数据。公元前300-公元48年，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了50万卷的图书，几乎涵盖了当时我们学习的各个领域。玄奘(602年-664年)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与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在今天看来，这些知识构成完全可以被称为大数据。大数据分为广义大数据和狭义大数据，广义大数据是指大量的信息集群，狭义的大数据是指智能化技术生成的大量非典型的数据形态。 一、大数据时代实践主体的自主建构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大数据是人的生产物，并已全面介入人类的实践之中。然而我们绝不能把大数据仅仅理解为人与世界的一种中介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是“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①的体系，因此，人本身也成为大数据，即诞生了“大数据人”，但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的过程。 (一)主体自主地构成自己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到黑格尔“自己构成自己”②，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它表达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简言之，没有“自己构成自己”，人类不可能“认识自己”。尽管黑格尔天才地发现人类独特的自我建构形态，并把理论思维提升到一个从未有的高度，但他的构成模式是“从单纯性中给予自己以规定性”③，属于“概念到概念”的纯概念和纯思维活动，即创造了最富有独见也最失去现实性的“思辨哲学”。列宁指出：“‘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真正认识的、不断认识的、从不知到知的运动的道路(据我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并且“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④。列宁给予了“自己构成自己”的唯物主义道路，并把自我构成自己的概念运动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特别是引申的路径是从不知到知，从人的第一级本质到第二级本质的不断构成过程。然而，在传统时空里，人类对自我的构成更多停留在被动、不自觉和缺乏现实感的“概念的狡计”之中。大数据的移动互联使得即时性和功能性强大的个人终端在与外部世界的数据交换与虚拟实践中，对自我的行为与思维进行更自主和更可实现的反思与重排。同时，大数据概念的形成与演进既是智能化技术的“自然生活”，又是人类的理论思维的“引申”。它是人类用概念(大数据)把握世界的对象性思维，也是对概念(大数据)的思维，即是人类掌握辩证思维后的高级思维形式。通过对大数据概念的反思与建构，人类进一步揭示出自身更丰富的主体性，是用新的“人的尺度”把握新的“物的尺度”和“对象的尺度”，进入了具有更高独立性、自主性和现实性的自己构成自己的“概念的艺术”⑤系统之中。 (二)主体表现为所有个体性的整体性 传统的主体的整体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体服从整体的整体性，即卢卡奇的总体绝对优先，“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归结为一个总体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⑥；另一种是整体服从个体的整体性，即黑格尔的“生命本质上就是其一切部分的完全流动的互相渗透，即对整体漠然无关的那些部分的互相渗透”，各部分“在自己的内部不止息地使自己分解，而只创造整体”⑦；前者表现为整体主义，后者表现为个体主义。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社会是用利己主义(个体性)排斥利他主义(整体性)，例如剥削；或用利他主义叛离利己主义，比如劳动异化。反之“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⑧。换言之，共产主义既不用个体性排斥整体性，也不用整体性压制个体性，是所有个体性充分释放的整体性。大数据时代的主体性具有共产主义整体性的意蕴，即充分包容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的个性发挥，并紧密联结在一起，表现出与传统不同的新的整体性和个体性。由于每一个个体处于各种不同的数据群中，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个体既是数据的终端，也是数据的起点和数据链条的联结点，个体间从传统的弱联结走向强联结，而个体性表现为个体与群体的数据交换能力；同时整体不再是个体的机械性和离散性集合，而是个体对他者具有数据与信息强依赖关系的群；整体成为个体展示个性的自由切换的平台，而整体性呈现为个性的激发和集聚能力。此时，整体表现为所有个性化的整体，个体是整体化的个体；整体不再忽略个体的存在；整体性和个体性都以对方的形式获得自己的存在。这既是人类个性化时代的到来，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可以说，没有数字空间、网络世界、大数据共享，人类全球化仅仅是初级全球化，一个以网络联结和大数据共享的整体性为前提的全球化是高级全球化或新型全球化。同时，在数字网络和大数据的共建共享环境下，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生态等发展的个体性第一次获得了高度的社会性、共通性和整体性，同时，人类也因此开启了社会物质资源与精神智慧的众筹众创的新实践模式。 (三)以求解性为初始条件的求知性 柏拉图把哲学直接理解为知识或追求知识本身，但哲学所追求的知识不是部分的知识而是整体的知识或整体的沉思，其中，整体和下沉是哲学家把握知识的两种视野或方法。但是，柏拉图给予这个目标的中介系统是“完善的人的整体”和“统治者应该做什么”的命令性。然而，这两种中介系统在大数据之前始终处于理论知识阶段，而不能发挥中介的作用，因此，整体性知识和下沉的知识未能真正获得，被历代哲学家所声称的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