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题的思考，基于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开始就一直严肃地挑战、拷问着所有人文知识分子的敏感神经：属人的(人类的理智所发明的)和人属的(人必须遵从自己所创制的各种)观念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真实逻辑是什么?进而，普遍性的精神生活的自主性是可能的吗?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理由在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从来未曾有过以及真正体验过以自由、自主、自性、超越等为特质的真正的精神生活的本真性意蕴。 中国社会当下正在进入全面“治理”而后深度“善治”的时代，“治理”正在或者已经成为“后改革时代”①社会公共生活的新话语。这一新话语的出现，不只是因为十八大以官方文件的方式，首次提出了作为现代民主国家公序良俗之实现目标上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其更深刻的根由在于，治理不只是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的专有话语，其语义和涵盖力所指，完全可以扩及经济生活、民众日常生活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如此，提出精神生活的治理问题，探寻社会精神生活的应然性逻辑，就因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而成为情理之中的了。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有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在特质相匹配的“精神生活”样态吗?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的价值判断吗?我们的所思、所想是完全听从于自己内在性“良知的召唤”吗?面对诸多明显的不公、不当，我们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吗?这样的追问，完全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人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超越性品质的“精神性”存在。但现实是，人不会、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成为一种这样的存在。 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根由：“碎片化”生存现实境遇对我们内心宁静的侵扰 思想、理论是精神生活的基本元素。以思想的方式存在，表征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性特征。人身上的“神性”决定了，任何时候，人都不愿意被某种“物性”的东西与物役化逻辑完全主宰，人总是希望保持或追求一种属于人的那种“纯粹”。人正是有了并通过思想、理论的方式，获得其自身的完整性。但历史上和现实中，精神生活以及其赖以存在的现实向我们所昭示的情境，却并非如此。 社会和民众所期望的，是健康的精神生活主体理当具有一种内在的自我整理与自我治理的使命。当下的精神生活，必须直面愈来愈严重的“碎片化”，为迷乱的“心”找到回家的路。所谓“碎片化”，英文为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裂成诸多零块。某种意义上，“碎片化”通常被理解和界定为一种“多元化”。碎片化并非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有现象，而是有着普遍而深刻的时代性背景。“碎片化”之于精神生活的基本后果，是其所导致的基本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的迅速瓦解，代之以一个一个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以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② 社会碎片化生存反映在现实个体的生命价值体验与精神社会的感受性方面，其突出的表征就是：超越了众声喧哗，到处所见的只是众声同义反复，“真实的自我”隐匿了。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讲述者”，但无人顾及、也无人关心到底有无忠实的“倾听者”。人人热衷于自我展示，却根本不在乎有无人喝彩。那么，无序和碎片化一定是社会生活的本真情境吗?面对碎片化，我们理智的直接关切是：精神对纷乱社会世相的治理是如何可能的?精神的自我治理是如何可能的?有些情况下，各种各样形式上貌似俨然“在场”之所谓“思想”“理论”，表现得那样洋洋得意、自以为是。一个显见的情形是，在思想、理论为人类“立法”的进程中，一种“主义”“思潮”“学说”“学派”之主张一旦形成，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理智荣耀，可以说是大多数学者心目中最高的学术修炼境界，通常意味着因会进入思想史、构成特定思想理论的逻辑链环而“名垂青史”。但是事情往往会有相反的方面存在。这是指思想理论一旦被主义或者意识形态化，就意味着自我封闭，甚至划地为牢。更有甚者，它会逐渐丧失思想、理论原本具有的对于现实或者思想理论自身的反思、批判秉性，变成某一种政治权力借以实现自己统治目的的工具，此乃思想、理论自我伤害和自我异化的悲剧性开端。 费耶阿本德注意到了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时代，以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幻相式”思想、理论的方式解决纷争的无效与无力。在他看来：“……理论的方法是无知的。例如，它没有注意到因为生态上合理的和精神上满意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并被西方文明的虚伪行为取而代之而引发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③“……理论方式的肤浅达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它以贫乏和抽象的概念取代了观念、洞察力、行为、态度和姿态的丰富的复杂性……理论的方式是不完整的。它对于强制的问题保持沉默。”④大道至简，治心为要。试问，身处话语乱象丛生、思想迷失方向的时代，究竟哪一种理论可以成为当代人整理自己的纷乱、无着、无助的心灵的选择?文明史的演进历程中，我们曾经被各种看似精深的“理论”所武装和折服，也曾深切地感受到它们所具有的那种直指内心，让人感奋、超拔、向上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同时也被各种以“思想”“理论”的名目所出现的精神现象所轻慢。因为在活生生的纷纭、具象的现实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那些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而言都精美绝伦的思想、理论，在具体解释力上的苍白和短绌的尴尬情境。既是如此，我们能因此而抱怨思想理论的提出者和创立者吗?我们经常因生存的不如意而不断自问：我是一个有灵魂的人吗?我和我以前的、同时代的人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甚至于怀疑我还是我自己吗?什么东西改变了我?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不知不觉改变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有幸或者不幸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从事思想和理论研究者中的一员，而自己又经常地不满意于自己的工作方式，下述追问肯定会成为常态：我的文字是我心的流露吗?有多少思考是寄托了我灵魂的东西?如果不能，我为什么要写那些文字?我能收回我的那些文字吗?我多么慌乱，当我回忆我不堪的过往，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得心安理得?我的内心有许多不想被别人看见的伤，文字能帮我疗伤吗?生存之艰难常常令我们无比感慨：我们似乎没有太拼命，比起这个时代的其他行业，我们太偷懒了，我们还没有将自己推到难堪的绝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