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空间转向

作 者:
卢岚 

作者简介:
卢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 201620

原文出处:
思想理论教育

内容提要:

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与精神伦理多方面的冲击,使得通过社会机制的自然运转吸收人们情绪和心理的能力大为削弱。思想政治教育亟待探寻新的学术视角和理论框架,将时代元素注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规避市场逻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空间的转向,旨在以空间思维去审视社会,探寻转型中国的多重空间指涉意义,彰显被遮蔽的空间话语权力,揭示和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困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指向空间关系的重组与建构过程成为浓缩和表征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重大问题的符码。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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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7)03-0052-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两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一场是基于制度变迁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一场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空间结构变化。尽管两场变革在时间上有先后,但在影响过程上却是叠加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现代化进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的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的转向究竟因应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动逻辑怎样的因果关系?这种异质社会空间环境所引发的深层精神转型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带来怎样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在诸多空间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是什么?本文试图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诸多社会空间相互形塑与互动的过程,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在诸多空间中对话的合理性,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一、空间转向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长点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尺,“如果说现代性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时代,那么也许现代性理想的持续衰落要求我们把进入后现代理解为向由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时代转变”。[1]时间正不断让位给空间,空间正在取代时间成为新的主题。换言之,时间和历史问题为轴线的现代性思考开始让位于基于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后现代性思考,并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开启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1.空间转向的缘起

      空间转向理论肇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以“空间批评”存在,多指空间与文化理论的联姻。空间理论研究流派主要有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福柯的“权力空间”、詹姆逊的“超空间”、苏贾的“第三空间”、哈维的“时空压缩”,其共同之处在于关注人类在空间维度的生存与发展。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批判转化为空间的分析批判,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指向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成为浓缩和表征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的符码。[2]换言之,空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解构和转换。如果说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过程的产物,那么福柯则认为,空间是一个权力交锋的场域。福柯将时代症候的关注点从时间焦虑转向空间焦虑,致力于空间的审视与解构,力图拆穿空间背后隐匿的知识和权力的共谋关系,揭示知识、权力与空间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联。[3]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关注的是一种正统的、公开的、社会化的空间形态。可问题在于不同空间的连接处、同一空间内部的不同单元之间所出现的各种形态的缝隙、边角与空档等构成的日常生活的碎片空间则是被列斐伏尔所忽视的。他认为碎片空间是黑暗的、非理性的,因而是没有价值的,是“最卑微的、为传统史学所不齿的零碎、另类事件、行当和人物”。[4]然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空间生产的意义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转向。空间生产的对象开始转向那些缝隙化、边缘化的碎片化空间。互联网使得那些偶然的、短暂性的碎片形态被生产出来,且被激活、收编、利用,使其与正统空间无缝接榫。因此,碎片化空间是一种常见的空间形态,只是先前处于被遗忘、被忽视、被遮蔽的状态。碎片化空间的填补与对接,使得一个彻底的、全方位的、立体化的社会空间的完整拼图逐渐形成。

      依据福柯的判断,现代性直接带来当下的自我迷恋,其理论主题则从时间转向空间与身体,转向生命政治学,即超越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超越金钱和权利,[5]以空间转向与空间主导的“地点、方位性、景观、环境、城市、地域”等概念开始成为当代人类生活的核心概念。利奥塔等一些学者把这一转向称作后现代转向。而所谓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的补写,增加了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此,它依旧属于现代性的指涉范围,且现代性表现为一种抽离了时间的空间及其身体的持续在场时,实际是一种空间的转向。[6]这种空间具有社会性的内涵,以及生产与建构的意蕴。

      2.空间转向的价值

      当今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研究上的“空间转向”,即将空间概念带回到社会科学理论架构之中,以空间思维去审视社会。[7]且这种对空间观念的重视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集体意识。华勒斯坦认为,即便是长久以来未曾言明,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以空间观念为基础的。[8]当我们把空间观念作为认识和思考周遭世界时采取的空间范畴,使用空间架构描述观点时,空间理论的引入不仅为人们还原具体的时空情境提供了可能,[9]而且也使解决社会问题的空间观念得以确立。可以说,当空间从其原始的自然属性和物理属性维度挣脱出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批评向度。可见,空间观念不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而是展现为诸多社会空间中各种矛盾互相重叠、彼此渗透的现象。可以说,“在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多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省而诡异多变的理论世界,是地理学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10]

      第一,空间转向是现代性的具体形态的展开。[11]社会空间理论通过分析个人、群体和公共机构在社会空间环境中的行为过程,探索不同社会空间环境尺度下,不同阶层行为主体的选择和行动,从而确立社会空间的变化与人们思想行为的逻辑关联性,诠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因此,空间转向的视角是撇开现代性宏大叙事研究而展开的现代性具体形态研究。换言之,空间转向是具体的现代性研究,是现代性理论资源与基于现代性实践的想象力的综合。[12]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可以具体化为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并存、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共在,以及不同空间之间的缝隙、边角与空档所构成的碎片化空间与正统空间对接所形成的完整拼图。

      第二,日常生活碎片化空间的凸显及其价值。空间的社会性转向在实践上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相关,也与当代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空间维度变得突出直接相关。它折射着当代世界中广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型。[13]信息革命、全球化过程和网络互动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模式——网络社会。网络的出现使得碎片化空间日益凸显,引致整个社会话语发生根本的扭转。先前被遮蔽的日常生活碎片化空间得以彰显,且各种社会思潮等无缝进入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成为碎片化空间的填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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