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 迈克尔·斯洛特是当今西方伦理学界情感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继承和发展了英国情感主义者尤其是休谟的情感理论，并积极借鉴霍夫曼、巴特森等道德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证了一种鲜明异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强调“移情(empathy)”在道德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道德情感主义学说。在斯洛特看来，基于移情的道德情感主义较之道德理性主义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具普遍解释力且富有现实性和人文性的客观道德图景：我们之所以判断一种行为是错误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行为冷漠无情或者缺乏情感关怀而并非它缺乏理性，人类内在的移情反应构成了人之行善的主要动机和道德判断的最终依据。斯洛特认为这种看似带有“主观”色彩的道德情感主义解释方法却具有“不证自明”的客观性。 尽管斯洛特基于移情的道德情感主义在伦理学研究领域影响甚大，其远见卓识和理论抱负也获得了学界的肯定与认可，但却不乏对这种“基于移情的道德情感主义”之可靠性的质疑声音和批评论调。本文拟以斯洛特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著作为基础，并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相关的批评意见、系列书评等研究资料，尝试对其道德情感主义作出分析与评论。 一 基于移情的道德情感主义 斯洛特以移情为基础建立起一个由“行为者(agent)”、“他人(others)”和“第三方(third-personal)”①组成的贯穿“一阶移情(first-order empathy)”和“二阶移情(second-order empathy)”两个阶段的道德情感主义理论体系。“一阶移情”致力于描述一种基于移情的规范伦理学，它主要解释行为者如何通过对行为对象的移情反应来产生正确的(或道德的)行为规范；“二阶移情”则主要探讨基于移情的元伦理学，解释“第三方”如何对第一阶段行为者的移情状况进行移情，并据此表达对行为者的所作所为赞同与否。移情乃统领这两个阶段的核心要素。 斯洛特在《移情与关怀伦理学》中对“一阶移情”作出详尽阐释。他借助“移情关怀”这一概念对行为者如何承担道德义务、产生道德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情感主义论证。斯洛特首先对“移情(empathy)”与“同情(sympathy)”作出区分。“同情”多指“感知那些处于痛苦的人”；“移情”则意指“感受他人的痛苦”，它促使行为者对他人的悲惨处境表现出一种较之“同情”更深层次的情感关照，行为者会被那种处境强烈感染和深深触痛，感觉这种痛苦犹如自身发出那般清晰与逼真，并不由自主地希望他人如自己摆脱痛苦一样尽快好转起来，而“同情”很难达到这种情感状态。在斯洛特看来，行为者对行为对象“设身处地”的移情反应是发生真正道德行为的决定因素，缺乏移情关怀或者对他人困难处境的冷漠视之难以产生真正的道德行为。但他也注意到，因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行为者并非对所有行为对象产生同等效力的移情关怀，换句话说，移情关怀有所“偏向”。 长期以来，人们对行为主体应否承担道德义务、承担何种道德义务以及如何承担道德义务等问题存在争论，经常出现诸如此类的议题：毫不费力地救起眼前将要溺亡的孩子还是选择通过救济会捐助远方的其他孩子?竭尽全力救助眼前受困的矿工还是选择在矿山上安装安全设备以从长远角度保护更多矿工的生命?斯洛特认为，学界之所以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移情”及其展现出的“即时(immediacy)”效应在这些事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斯洛特分析说，若置眼前身处困境之人于不顾，反而去救援听闻得知的处于困境之人，此类做法显然有悖道义。我们判断此类行为非道义的决定因素并非空间距离，而是源于移情反应所造成的“即时”感受，即直接感知到的困境将产生更大程度的情感冲击，相对更易唤起移情，这就是斯洛特所谓的“即时”效应。至于“如何救助陷入矿井的矿工”这一案例，斯洛特认为造成这一案例境遇的影响因素并非“空间距离”而是“时间距离”，即必须在“当前正在受困的矿工”与“那些将来可能受困的矿工”之间作出营救选择，移情关怀会促使行为者优先考虑营救前者，因为那些正在遭遇困境的矿工会更大程度地激发救助者的移情反应从而获得救助，至于那些潜在危险的矿工则难以给救助者如此直接性的移情刺激。所以，在此案例中，“即时”这一因素对行为者的道德选择至关重要，它会让行为者优先关注“当下明显而现实”而非“未来可能和潜在”的危险来实施救助。质言之，在斯洛特看来，行为者对行为对象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行为之差异并非由“时空距离”所决定，而是由时空造成的“为移情所影响的距离”②所致。 斯洛特进一步解释道，移情不仅是如何帮助他人的决定因素，亦是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关键所在，前者可被称为“积极”的道德义务，后者则可称为“消极”的道德义务。对于这种“消极”的道德义务，斯洛特分析了美军1966年在越南美莱村进行大屠杀的场面。他认为，较之依靠轰炸机所造成的惨状而言，那些手持武器赤裸裸的直接X屠杀的场面更加令人感到惊悚和恐怖，因而显得更加冷酷无情和缺乏移情。在斯洛特那里，行为者的移情强度直接关乎道德义务之强度，无论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抑或避免伤害他人的道德义务均是如此。除此之外，熟识程度以及共同生活场域也会影响行为者的移情强度，行为者总是倾向于优先帮助那些熟识之人、共同生活之人而非陌生人和远在他乡之人。所以，斯洛特主张道德教育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行为者的移情关怀能力，逐渐扩大行为者的移情视阈以尽可能触及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