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道德谱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韩思艺,男,哲学博士,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兰州 730000

原文出处:
齐鲁学刊

内容提要:

《人谱》和《人谱杂记》构建了一整套儒家的道德谱系。《人谱》中的人学形上学和工夫论,是理解《人谱杂记》中所记载的儒家圣贤的道德理性和道德生命的基础。在儒家道德谱系的构建中,道德生命、道德理性与道德叙事彼此密切相关。首先,儒家道德生命的养成离不开其道德理性的指引。其次,儒家道德理性也需要在“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修养中,使自己的道德理性不至于被私欲所扭曲。最后,道德叙事在其道德理性和道德生命养成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儒者需要在儒家经典的叙事中,把握自我的存在,即在天人之际认识自我,确立儒者自己的道德理性。个体儒者需要在儒家的传统叙事中,透过儒家的群体叙事来发现自己,并形成自我的道德生命。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7)01-0005-08

       儒家传统中历来不乏道德的叙事,从《尚书》、《春秋》开始,儒家的先圣先贤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伦理道德的叙事传统。自《春秋》以下,《史记》、《汉书》以及历代的书志、纪传,都承载了儒家道德叙事的精神,为后世创立了儒家的道德谱系。其中,既有历代道德楷模的传记,也有像《后汉书·列女传》、《高士传》之类的对于道德品德的分类记述,还有更广为流传的如《二十四孝》等的通俗故事。有些学者批评儒家的伦理学说很模糊,理据不够明晰,不像西方的伦理学那样有形上学的理论基础[1]。黑格尔也曾有类似的批评:“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史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2](P130)但是,这种批评并不中肯周全。事实上,明代刘宗周的《人谱》与《人谱杂记》就是一本集道德形上学、道德修养工夫与儒家道德叙事于一体的巨著。现代学者对于刘宗周《人谱》的研究可谓不可胜数,从港台学者牟宗三、杜维明、杜保瑞、黄敏浩,到大陆学者衷尔巨、何俊、东方朔、李振纲等,凡研究刘宗周思想的学者,几乎没有不提《人谱》的。然而,与围绕《人谱》所作的汗牛充栋的研究相比,学者们却完全无视《人谱杂记》的存在,这方面的论文几乎一篇都没有。或许研究《人谱》的学者们认为,相对于《人谱》中所包含的刘宗周丰富深刻的人学形上学思想而言,《人谱杂记》似乎只是记载了一些先圣先贤的道德故事,并没有什么学术研究价值。但是,笔者并不这样认为。《人谱杂记》所承载的,正是儒家传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叙事传统,《人谱杂记》收集了中国历史上大量的嘉言懿行,并将之与道德修养工夫的六个方面配合起来,将儒家道德修养的群体叙事转化为个人体道的见证,引导学者迁善改过,臻于圣境。这种将人学形上学、道德修养工夫和道德叙事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与侯活士德性伦理的理论框架非常相似。因此,本文将借助侯活士叙事伦理的研究方法①,通过分析研究其背后的人学形上学和修养工夫论,来阐述《人谱杂记》道德故事中所包含的叙事伦理传统,以及其在儒家伦理道德传统中的伟大意义。

       一、《人谱杂记》背后的视界

       《人谱杂记》应该被视为《人谱》的道德叙事,而《人谱》则是《人谱杂记》人学形上学基础和道德修养工夫心法。为了比较整全地论述《人谱杂记》的道德叙事,我们需要从《人谱》入手,分析论述《人谱杂记》背后的视界和工夫论。所谓视界(vision,又译为视景、视域、愿景等),是人对世界的观视,包括人对自己、他者、世界及真理的基本看法。人的品格的养成与提升与其视界有密切关系[3](P110)。《人谱杂记》背后视界包含在《人谱》之中,其中的《人极图》和《人极图说》深受周敦颐《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影响。所谓人极,在《人谱》中是就“天、地、人”三极(三才)的关系而言,言明人在天地之间独特而尊贵的地位:人源于“无极之真”,妙合阴阳五行之精华而成,是万物之最灵秀者。圣人则是其中出类拔萃者,他挺立了人极,故能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4](P109-110),在天、地、人三极的关系中完成了人应当尽的本分。太极动而生阳,大化流行;静而生阴,万物生成。人的行为如果完全合乎乾坤变化之道,便实现了人性本有之善。阴阳变化产生五行,五行相生相克产生万物,“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人性在这五个方面的体现,它们相互作用,推动着人世间的发展变化。天人合一,理一分殊,人性与天理相通,五伦与五行相配。在天地之间,人道为大,因为人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至善本性和灵明之心。所以,人应该主静立极,存养其至善的心性,始于有善,积善成德,终于无不善,成为圣人,挺立人极,以实现人在整个宇宙大化流行中的作用[5](P3-5)。

       此外,很可能是受到了明末传入的天主教的刺激或启发,刘宗周在其改过工夫论中,重新发现并引入了儒家经典中“上帝”的观念。他一方面继承宋明理学中对“天”、“上帝”、“太极”等观念的论述,认为天人合一,不可离性言天,性外无天,天外并无天主:“若天何主乎?天即理也。今以为别有一主者,以生天而生人物,遂令人不识祖宗、父母,此其说讵可一日容于尧、舜之世!”[6](P240)但另一方面,刘宗周又明确体认到“上帝”是一个位格性的存在。在其工夫修养中,他体验到了上帝的存在:“正俨威间,鉴临有赫,呈我宿疚,炳如也。乃进而敕之曰:‘尔固俨然人耳,一朝跌足,乃兽乃禽,种种堕落,嗟何及矣。’”[5](P18-19)他的学生黄宗羲在《破邪论·上帝》中,更是提出“天”是一个人格性的存在,认为“获罪于天”就是得罪这位无形象的人格神——天: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