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明确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却未能有效阻止之后，密谋反袁部署，在他的计划下，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1916年春，梁启超从上海南下，途经香港，绕道越南，进入广西，与护国军会合。在越南逗留的十天中，他写下了《国民浅训》一书，陈述了国民应有的知识与责任，期望由此增进国民的政治常识，共同维护共和的政体。① 在《国民浅训》这样一本以国家、政治、宪法、自治知识为主体的书中，梁启超说了这样一段话：“就风俗道德方面言之，我国孔孟所教，诚可称道德之正鹄(此却非我虚矫自大之言，吾新有所见，行将专著书发明之)。”②这是说，《国民浅训》一书的内容主要是就爱国、立宪等政治层面的政治常识立论；若就社会道德和个人人格而言，则孔孟之学代表了道德的真理；但道德问题并不是此书要讨论的内容，故将另行讨论。我们所注意的是，他在1916年春所说的对孔孟道德之教的“新有所见”并表达了对孔孟之教的坚定自信、而且行将要著专书加以发明的究竟是什么“所见”、新在何处?他在该年春以后又写了什么专书来发明这个新的“所见”?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显然，他的“所见”是对于风俗道德和孔孟之教的“所见”，应表达了他的与孔孟之教关联一起的伦理道德思想。既然是“新有所见”，我们就不能不从其“旧有”的对道德和孔教的“所见”谈起。 一、新民说的道德观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了震撼国人的《新民说》，大力提倡新的(近代的)国民道德与人格，以实现救亡图存，其中涉及他对固有道德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态度。他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一曰淬厉其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③一方面保守传统道德风俗，一方面进取而学习近代西方文化的新伦理新道德。他认为，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偏重于私德，而缺少公德，他所说的公德主要指近代国家的公德：“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④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私人者对于公人而言，谓一个人不与他人交涉之时也)之资格，庶乎备矣”。此“私德”他后来更多称之为“人格”。⑤他的基本主张是持守中国传统的私德，而大力发展近代国家与社会所需的公德，《新民说》的重点是强调养成国民资格的公德。 梁启超认为，从世界文明史来看，道德形相五花八门，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则一也。一者，何也?曰为一群之公益而已。”⑥认为利国利群是一切道德的精神本质，这个说法当然并不全面。他又认为：“德也者，非一成不变者也(吾此言颇骇俗，但所言之者德之条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亘万古而无变者也。读者幸勿误会。本原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数千年前之古人所立一定格式以范围天下万世者也。”⑦可见，他认为道德有不变的，有可变的，不变的是道德的本原、精神；可变的是道德的具体条目、形式。他还认为，私德在历史上变迁较少，公德在历史上变迁较多。总体上说，他的思想与旧的道德观所不同的是，认为不能说道德自古以来永久不变、不增不减，强调道德至少有一部分是随历史而变化的，有发达、有进步，主张孔孟复起、生于今日，其道德亦须有所损益。这些思想与其政治上的变法思想是一致的。 梁启超所说的近代西方社会的公德，主要是指爱国思想、进取意识、权利观念、自由、进步、自尊、合群、自治等观念，认为这些是中国国民所欠缺而急需的“德”。其实，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公德，很多内容并不属于道德范畴，更多的是属于政治、社会观念，而他当时把这些近代民族国家和近代社会所需要的观念统称为“公德”，虽然便于传播，但含有一些混淆，这也应当是辛亥革命以后他很少再用私德公德的说法，而更多用国民资格、国民常识来表达爱国思想、进取意识、权利观念、自由、进步、自尊、合群、自治这些观念的原因。 《新民说》中也谈到传统道德的基本概念，在论国家思想一节时他指出：“吾中国相传天经地义，曰忠曰孝，尚矣。虽然，言忠国则其义完，言忠君则其义偏。”⑧在他看来，“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时曰非人”。⑨他认为忠是报国，孝是报恩，二者都是基本道德。忠的概念并没有问题，忠君的概念则有偏差。他更指出，中国传统只讲民的忠，不讲君的忠，这更是偏差，“民之忠也，仅在报国之一义务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负付托之义务”。⑩即忠对一般人民是指报国的义务，忠对君主则不仅要求报国的义务，还含有不可辜负人民付托的义务。可见，梁启超并不否定忠孝的道德意义，但他强调忠的根本义是报国，不是忠君，君主也应当实行忠德以尽其义务，而且他认为英法等民主国的国民亦应尽其忠德。这些诠释和提法表现出他仍然重视忠德，但不是用其传统义，而是包含了对忠德的进行近代传承转化的意义。(11) 《新民说》中“论私德”一章，是梁启超1903年游美洲归来后所作，此章在公德与私德孰轻孰重的关系上作了重大调整，提出“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12) 梁启超一生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但他对社会道德问题的观察很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在《新民说》看来，中国古代私德体系完备，但这并不能自然带来社会风俗道德的醇美，清末社会私德已经堕落，其原因主要有五，一是专制政府之陶铸，二是晚清行法家霸术之结果，三是对外战败的挫沮，四是生计憔悴的逼迫，五是学术匡救之无力。可见道德风俗的改善不能仅仅依赖古代道德体系的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要有利于道德的改善。梁启超的这一看法，对单从道德体系来看道德风俗问题，是一个有力的补正。值得服膺儒学的人深加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