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8 在崇尚自由民主的时代，人类似乎反而陷入多元价值冲突的混乱之中。精神上“群龙无首，莫衷一是”几成常态：不仅以价值观“优劣”为理由的话语霸权和文化歧视越来越受到抵制，精神专制主义遭到唾弃，就连传统良知有时也被颠覆，甚至个人凭自己的良知和意愿做事也随时可能横遭物议，邂逅道德和法律的意外风险。似乎这是个遍布“道德难题”和“公正悖论”的时代。面对“怎样做都行，也怎样做都不行”的茫然，人们在道义上的普遍焦虑，恰好可以用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这个提问来表示：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一、“道德难题”的“死结”何在 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桑德尔抓住了当前“道德难题”的特征，采取了一种非常“接地气”的写法，结合生动案例来讲道理。书中先后列举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案例。从他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和处理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一窥其理论体系的堂奥。而许多“道德难题”表明，真正的困难往往产生于我们头脑中某种独断的欲望和思路。因此，反思并超越传统的价值独断主义，将使我们的头脑获得新的解放。 什么是价值独断主义?哲学上的“独断主义”，如康德所说，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能力未加反思和论证就断然下定结论的一种思想做派。它是一套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信念。“价值独断主义”是表现于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中的独断主义，指人们对自己价值判断的立场和限域缺少自省就断然下结论的习惯。它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上的知识主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价值独断主义的特定哲学基础，主要是20世纪以前流行的一些哲学观点，如实体主义存在观、知识主义认识论、单一本位主体观、规范主义价值论(伦理学)等。除了分有存在论和认识论式独断主义的特征之外，价值独断主义当然还有与“价值”相关、更多诉诸个体情感的特点。例如，价值独断主义总是确信，我们所追求和获得的价值与价值判断，并不与现实主体的情境相关，而是代表对对象的唯一正确把握，因此具有客观知识和真理的性质与效力。由于坚信“我信赖的价值观念乃是宇宙的真理”，价值独断主义者总是主张，对于某一公认美好的价值观念，无须怀疑和检验，我们只有真诚地维护并实践它，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共识和秩序，个人才能具有文明教养和高尚品德，从而创造幸福生活。 不难想象，如此真诚的信念，肯定能激发调动很多人的积极热情和理性意志，为日常实践提供巨大的能量。也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价值独断主义被多数宗教信仰和主流意识形态自觉地维护和传播着，使它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成为一种“普世”型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思维方式。就连反对独断主义的康德本人，在价值观念上也以他的“绝对命令”奉行着这种独断。可见，价值独断主义是独断主义的最大、最坚固、最后的领地。 价值独断主义的根本弱点，是无法正视和包容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它总是要以排他的方式来坚守自己，因此经常置身互不相容的两极对立。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信念和价值判断，它在理论上常常不加分辨地视之为“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信仰主义”“利己主义”“主观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的谬种流传。这也使它带有某种思想专制和道德强迫色彩。而多种独断主张之间的相互排斥和竞争，则是使世界陷入经久不息的价值观念争执与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但是，观念的强势并不能抵挡历史的趋势。当人类越来越陷入主体多元化的价值冲突，被各种“道德难题”“公正悖论”所困扰的时候，价值独断主义的这种强势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它的自信也被一点点地摧毁着。“电车难题”的“无解”，便是这样发生的。 “电车难题”的版本众多。其中托马斯·卡思卡特的新书《电车难题》(本文以下有关故事情节和讨论情况的引述，除单独注释者外，均出自此书。)不仅表述最为完整，还引经据典地展开了学理讨论，足以显示其理论深度，所以本文采用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电车故事”的主要情节是：面对失控的电车，琼斯女士挪动扳手将电车引向侧道，以法利先生一人的死亡换来了其他五人的幸免，后来却被起诉为杀人。琼斯女士究竟是救人的“英雄”，还是杀人的“罪犯”?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分成两大派，各执一词，争论十分激烈。而交付最高权威的“全民民意法庭”裁决时，却被提议只好用丢骰子来决定。 故事至此便打住了。就连对此案做了专门研究的《电车难题》一书作者，也只是含混地表示：也许，每个当事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直觉去对待，只要能讲得出理由。 掩卷而思，读者想必都会有一种遗憾：绕了一大圈，结果只是回到了起点。难道前面那些讨论不是在说出各样的“理由”吗?在“理由”多元的情况下，谁能保证只要讲得出理由，便一定是可行的?问题更在于，是否存在某种能够统一多种理由的、更根本或更高尚的理由?如果有，怎样才能找到它呢?抑或是，这样的理由最终也不过是现实“博弈”的结果?若是如此，那么在各种事关价值判断与抉择的场合，是否还有真理和正义可遵循?进而言之，道德标准是否还有其真实的根据，伦理学和价值论的研究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专家学者们的高深宏论，除了显示其博学和健谈之外，难道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不能提供什么切实有效的建议吗? 于是，学术理论界在“难题”面前遭遇了一种实质性的挑战：一向习惯了的价值思维和道德判断方式，现在已无法令人信服地解答实践中发生的这类问题，陷入了自身理论和逻辑上的“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