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后发企业已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与创新能力，出现了诸如华为、海尔、联想等成功追赶的代表性企业。这些后发企业不仅在产业内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而且开始以创新的产品和流程在全球市场上与领先跨国公司进行竞争，进入了超越追赶阶段(beyond catch-up)(Figueiredo，2014；Choung et al.，2014)。少部分企业如华为正在趋近国际技术前沿，开始面临“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①”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后发企业既有可能实现从“追赶者”到“领导者”的转型跨越，也有可能落入“追赶陷阱”从而重复“追赶—落后—追赶”的循环(Lee & Malerba，2016)，那么，后发企业应该采取怎样的技术学习和创新策略，才能构筑起创新能力进而成为行业领导者(Hobday et al.，2004；Xiao et al.，2013)？在超越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的技术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外源技术的可得性难度越来越高，同时企业的战略和学习模式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动态演化。已有关于后发国家创新和追赶的研究大都聚焦在追赶阶段，从技术、市场、能力累积、制度变革等视角来解释后发国家企业的追赶问题(Lee & Malerba，2016)，对进入超越追赶阶段后的转型行为和策略却没有给出答案。 中国后发企业产生于充满冲突与悖论的转型经济体中，经常要面对多重且矛盾的挑战(Hoskisson et al.，2013；Peng，2012)，在技术追赶过程中通常呈现出双元性特征(ambidexterity)(Parnge，2012)。因此，双元性学习理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后发企业的追赶活动(Li et al.，2013；Luo & Rui，2009)。双元性原指组织在同一时间内既从事探索又进行利用的行为(March，1991；Tushman & O'Reilley，1996)，也被认为组织在同一时间内追逐两个彼此相异甚至相互矛盾目标的行为(O'Reilley & Tushman，2013)。Luo和Rui(2009)认为双元性组合了两种不同力量或战略的优势，提供更多增长机会的同时又维持了发展稳定性，有助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克服后来者劣势以及不发达的国家基础来赶超领先企业。不过，组织行为往往有自我增强的惯性趋向，双元性学习很不容易实现(O'Reilly & Tushman，2013)：企业可能会由于过分追求新知识、新技术而陷入探索性学习的“失败陷阱”(Levinthal & March，1993)，或由于过分关注和依赖现有技术而陷入利用性学习的“成功陷阱”(Ahuja & Lampert，2001)。因此，不是所有试图构建双元性学习的企业都能成功，对于后发企业而言，能否进行有效的双元性学习成为其突破超越追赶阶段战略困境的关键(彭新敏等，2016)。 此外，与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口导向型后发企业不同，中国后发企业的追赶实践是在转型的“所有制制度”、多样的“技术体制”、多层次的“市场空间”以及新兴的“全球网络”四位一体的情境下开展的(吴东、吴晓波，2013)，学习与追赶通常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演化模式，现有文献对这些大型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所面临的独特情境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Lee & Malerba，2016；应瑛、刘洋，2015)。此外，现有研究主要从静态视角考察双元性学习模式，从动态视角切入对双元性模式本身演化过程的研究仍较为匮乏(García-Lillo F.et al.，2016)，因此，探索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双元性学习模式及其动态演化可能会带给我们新的发现和启示。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背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1)后发企业如何通过双元性学习的构建和转换实现从追赶到前沿的递进？(2)这一递进过程中双元性学习模式演化的驱动机制又是怎样的？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以宁波海天集团为例，通过对其1994-2015年间技术追赶历程的深度解析，揭示了后发企业通过不同方式构建双元性学习进而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追赶再到创新前沿的过程与动力机制，识别了该递进过程中不同双元性学习模式及其演化路径，为中国后发企业如何在全球化、复杂且相互冲突又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有效实现追赶提供了新的解释。 二、文献回顾 (一)技术追赶 后发企业在与国际领先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追赶一直是理论界与实践界高度关注的问题(Hobday，1995；Kim，1997；Dutrénit，2004)。2016年，《Research Policy》期刊特别组织了关于追赶的专刊，试图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更广的产业领域来观察和解释技术追赶现象(Lee & Malerba，2016)。 早期的后发追赶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如Hobday(1995)通过研究亚洲四小龙电子产业的发展历史，提出了后发企业从OEM到ODM再到OBM的学习路径；Kim(1997)以韩国产业为例，提出从模仿到创新的动态技术学习过程；Lee和Lim(2001)通过对韩国多个产业的经验研究，分析了不同技术体制下不同行业追赶模式的差异，提出了路径追随型(path-following catch-up)、路径跳越型(path-skipping catch-up)和路径创造型(path-creating catch-up)3种不同的技术追赶路径，并强调了内部研发努力在技术追赶中的关键作用；Mathews(2002)则以亚太地区半导体产业为例，提出了后发企业通过国际化追赶的3L框架，即建立关系(Linkage)、杠杆化利用(Leverage)和学习(Learning)。这些基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企业的研究识别了追赶的不同阶段和路径，构成了后发企业追赶研究的重要基础。不过，这些研究也普遍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研究的重点在追赶周期的早期，也就是后发企业如何进入和逐渐追赶上，对追赶阶段后期(如超越追赶阶段)如何行动则没有给予注意；其次，对后发企业内部的学习过程普遍采用了一种“故事性叙述”的方式而缺乏理论提炼，进而限制了其理论概化的能力。
